近代中国研究的后现代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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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代中国研究的“后现代视野”概论　　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一股源于西方的后现代史学思潮开始渗透到大陆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青年学者群中似渐有流行之势。面对这一挑战，史学界的态度分歧而多样：有人把它当做是仅仅出现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思想新潮或时髦花样，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社会无甚关联，因而采取了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另有人或则出于对后现代历史研究的误解、反感，或则出于对正统历史研究方法“过于保守的忠诚”，对其大加贬斥，多多少少表现出一种德里克所谓的那种“蒙昧主义取向”；也有人故作遮掩态，表面上敬而远之，实则心通意会，给人一种“

2、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当然也有学者直截了当，把它看做是代表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最新思潮，曾经大声疾呼，身体力行，特别是随着今日中国现代化事业因进入突飞猛进的阶段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时，更多的学者对此趋之若鹜。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态度，或许也正是由于以上各种态度的存在，迄今很少有人从实事求是的立场对此予以客观评价和辩证分析，更不用说从实证的角度进行认真的反思。如此一来，对于这样一种发端于西方的后现代思潮，倡导者一如既往地照单全收，全盘移植，而反对者往往只是冷眼旁观，近乎失语，以致相关各方对于后现代的真貌和底蕴几乎都缺乏真正的了解。如何对其

3、进行批判性审视，是一项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的历史课题。　　就近代中国研究而言，后现代思潮的应用在欧美学界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肇始于1970年代，在我看来，其主要代表就是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笔者称之为“柯文三论”或“柯文教条”。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虽然这类研究没有一个把自己的目标明确界定为撰写一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有的甚至根本就不喜欢“后现代主义”这一名词，但是其作品中所渗透的“后现代意识”或“后现代倾向”研究.，却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第二个阶段大约始自1993年Positions杂志在美国的创刊，它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研究

4、中自觉的后现代主义趋向的形成和发展成熟。其核心人物，都是目前国内外中国史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如何伟亚、杜赞奇、贺萧、刘禾等。在它们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倾向，更确切的表述应是“后殖民思潮”，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事实上，这后一阶段的相关作品，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批评，如依据国内一些学者的理解和归纳，至少具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或更加鲜明的特色：其一是大唱“断裂原则”，主张通过将历史过程“碎片化”，以求打破革命史范式或现代化范式等依据进化史观“人为搭建的前后衔接的连续性解读策略”，并对这种进化史观所着意强调的社会历史

5、线性发展规律提出挑战；其二则不再像柯文那样，一味执著于所谓“内部取向”，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而是“试图把中国在近代的变化置于一种全球发展的权力脉络之中重新加以定位，借以在相对平等的语境中透视双方的互动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何伟亚的“帝国碰撞论”与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其三是对诸如性别史、医疗史、缠足史等“边缘问题”的嗜好，竭力搜寻在“现代化叙事”之中被压制、被遮蔽的声音，即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的历史活动；其四即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历史真实性，尤其是历史叙述与历史本真之间的关联性提出强烈的质疑，主张对历史对象进行“

6、想像性的重构”或“建构式的理解”；其五是对概念化的历史书写方式的摒弃，提倡一种“讲故事”的叙述方式。国内有学者因之把1990年代中叶以后出现的这股“后现代思潮”研究.称为一种新的学术范式的诞生，或者认为是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第二次转向。然而，若是仔细审视这些作品，就会发现，它们在研究的目标、方法以及对近代中国的认识方面，与其说和前者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倒不如说是本质上的一脉相通；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之中，实际上并没有超越柯文最初划定的圆圈，只是将其复杂化而已。　　首先来看所谓的“断裂原则”。这一“原则”所要打破的，与其说是历史的连续性，不如说

7、是历史的某种单一的连续性，他们只是以“断裂”为手段去建构所谓“历史发展的多线状态”。尤其是在杜赞奇看来，恰是线性进化史观才最讲究历史的断裂，并且借助于这种现代叙事造成的断裂，把传统以及对传统的叙述遮蔽掉了，结果造成现代性的话语霸权。后者作为一种主流叙述结构，杜赞奇称之为历史叙述的“刚性的边界”，被其抹杀和压抑的同时存在的其他“历史话语”则为一种“柔性的边界”，它总是存在于“刚性的边界”之中，并有可能变成新的“刚性的边界”。关键在于采用一种新的“断裂原则”，打破当前“刚性的边界”的束缚，将那些被压抑的历时性的过去的“众声”置放于现在这一“共时性

8、”的瞬间；亦即首先通过所谓的“声音考古”或“声音复原”，将不同时期或各种不同的声音发掘出来，使其汇聚于一堂，形成众声喧哗的“话语竞争”场面，然后从中寻找某种被遮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