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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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王道士，湖北麻城人。一说是陕西人，可能有误。本名圆箓，又作圆禄。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农历四月十八日，八十多岁，可谓高寿。从他后来的经历可以表明他大概出身于农家，家境也不会太好，小的时侯读过几年书。以后家乡连年闹灾荒，据《麻城县志》记载，咸丰六年（1856）因为夏季闹干旱，庄稼几无收成，米价飞涨，饿死人之事极为普遍。因此可见王道士的童年生活并不会太美好，从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斯坦因给他照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王道士身体矮小，也不结实，正是他从小就营养不良的反映。后来他又因为天灾人祸而逃出家乡，来到

2、西北的河西走廊的酒泉一带。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或无家可归，或想到自己的童年与逃难经历而不想回家，也没有合适的事情可做，在那个年月象他这样的人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最好的办法，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土，师傅是一个名为盛道的当地道士，给王道士给了个道号，叫法真。　　出家当了道士，本该安静地过下去，可是后来他又不满足于现状，也是因为他自己习惯了流浪生活，离开酒泉，向西云游，来到敦煌莫高窟，时间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之所以选择在本来是佛教重地莫高窟住下来，一是因为当时的莫高窟已经是非常的萧条，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时

3、而接续；二是莫高窟毕竟是个出家人生活的好地方，因为有老百姓的供养与施舍；同时，大概也是因为莫高窟所在地环境清静优雅，在他经过多年的漂泊与流浪生活，没有亲人，狐身一人，衣食无靠，人已半百，体质下降，很想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度过残生。于是莫高窟成了他最为理想的地方，更何况对他来讲，虽身为道士，那毕竟只是在当时没有办法的权宜之计，而且当时的敦煌老百姓也佛道都信，于是王道士就大模大样地呆在莫高窟。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

4、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此时的莫高窟主要的管理由互为隔墙邻居的“上寺”和“中寺”的僧人看管，但是当时这二个寺院的僧人主要是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喇嘛，对属于显教的洞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莫高窟完全处在大自然的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一片残破的景象。这一点正为王道士进入莫高窟，并充当住持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以修窟补佛的名义，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对佛教的信仰的可能性，以及对莫高窟重要性的一点点认识，在莫高窟南区洞窟北头的“三层楼”对面选了一块地方盖了几间茅屋住了下来，并每天扫窟，也外出到城里乡下

5、化缘。渐渐地他和当地的士绅百姓熟悉了，有了交往，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在敦煌与莫高窟确立了起来，因此参见了于1906年完工的由敦煌当地乡绅操办的莫高窟“三层楼”的重修工程。此时王道士摇身一变成了敦煌的名人，公然以“莫高窟主持”的身份自居。于是在他就觉得有必要为自己建一处可以代表自己身份地位的建筑，这时他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道士，便用老百姓施给他的用于修缮佛窟的香火钱，建了一座在当时敦煌来说是相当气派的建筑，即莫高窟道观“三清宫”，欲称“下寺”，在佛教圣地莫高窟公然堂而皇之地供起了道家三尊像，花的是敦煌老百姓施入佛窟的钱，似乎有些荒堂，让人总觉得多少有些欺骗的味道，

6、也无法相信，但这就是事实，由此也可以看到莫高窟在当时的衰败，是与我们国家的处境一样，真是可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对王道士来讲，作为莫高窟主持固然也完全可以够他了却残生，但更幸运的事情等着他，藏经洞的发现，完全改变了他多难的命运，也使我们今天不得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记录，为他书写。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

7、的。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与破壁探察，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

8、。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