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汉武帝时期西南夷道路发展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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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夷交通的课题，学术界虽然有所涉猎，但目前尚无专门的研究。通过对古代西南交通的发展史，特别是汉武帝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对西南夷地区交通经营史的研究，除能弄清有关道路修筑的基本史实外，还对于我们以史为鉴、开阔眼界、拓展思路等具有重大意义。　　一、本课题的研究状况及存在的不足　　关于研究状况，有如下几篇文章值得关注:其一，朱惠荣的《汉承秦制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1］，立意着眼于边疆开发，交通仅是各方面开发措施的一部分，虽对西南夷道的情况有所涉猎，但毕竟角度不同，也只是略微提及。其二，李珍焱的《秦汉时

3、期巴蜀地区通“西南”的道路及其意义》［2］，虽然通篇论述开西南夷道的过程，但是就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言之不详，使人难以了解开道的艰辛以及更深刻地理解开道成功的伟大历史意义。其三，高荣的《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营》［3］，虽对西南夷道路进行了较好叙述，但其主要侧重于边疆地区的经营，即由于道路的开辟给西南夷地区带来的有利的发展条件。其四，李正周的《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4］、黎小龙的《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5］、武宝宁和吴硕的《西汉经营西南地区的政策及其分析》［6］等文均是从民族融

4、合和民族团结的角度对西南夷道的开发进行评价和总结，并未详细提及其他诸问题。关于汉武帝所修西南夷道路的具体路线，目前仍存在着一些分歧。朱惠荣的《汉承秦制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认为西南夷道由四条路组成:灵关道(旄牛道)由今天的四川峨边县到西昌;夜郎道由今四川宜宾到贵州西;夷道由巴符关到夜郎，东边由夷道县(今湖北宜都附近)西进;博南山道由洱海地区到保山县。李珍焱在《秦汉时期巴蜀地区通“西南”的道路及其意义》一文中则认为西南夷道由南夷道(唐蒙道)和西夷道(零关道和博南山道)组成。高荣的《汉代对西南边疆的经

5、营》认为西南夷道由南夷道(夜郎道)、西夷道(零关道、灵关道)和博南山道组成。笔者认为，朱惠荣所谓的四条道路提到的“夷道”仅仅根据《水经•江水注》所言“汉武帝伐西南夷，道从此路出”，显然缺乏可靠的支撑材料，尚有待进一步考证。而根据汉朝时把滇、黔以及川南称为“南夷”，川西称为“西夷”的说法，把川西的零关道和云南的博南山道合并为西夷道略显牵强。根据古代科技落后的特点，道路修筑大都沿河沿江。笔者经过对比地图、查阅史籍、综合分析后认为，西南夷道由南夷道、西夷道、博南山道组成，即基本赞成高荣的观点。不过，对于西南

6、夷具体的路线经过，高荣叙述得不太详尽。本文拟在高荣观点的基础之上，根据古代生产力限制，陆路交通往往沿河而修的特点，对此作详细的叙述，并且通过图1来对比秦朝的“五尺道”和汉朝“南夷道”路线，更直观地体现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对于高荣略述的灵关道和博南山道进行较为细致的论述，着重揭示其他学者未曾详细研究的在开路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以及解决难题的政策、措施，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显示其在现当代开发西南的借鉴意义。　　二、汉武帝以前西南夷道路开发的基本状况　　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最早开始于战国晚期。司马迁《史记•西南夷

7、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7］。可见，在战国晚期已经有一条水路可以通往西南夷地区。西南夷地区民族众多，物产丰饶，但是地形复杂，交通阻塞，社会发展不平衡，整个地区内有农耕、半农耕半游牧、游牧等不同的生产方式，可见其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受地形地势条件所限，秦汉以前虽然有商路可通外界，但仅满足于各地互通有无的需求。随着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巩固，这种民间的商业交往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政府支持商路开发是大势所趋。公元前316年，秦国先后灭掉蜀、巴，

8、秦昭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先对青衣江和岷江合流处进行河道疏浚夷险，“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8］，避免继续“破害舟船”。又从成都循岷江而下，辟山修筑通往当时“僰人”［9］聚居地区(今四川宜宾市)的道路，这条道路也称为“僰道”。因“其崖崭峻，不可凿”，李冰采取积薪烧岩的办法，即先火烧山崖，再浇上凉水，利用热胀冷缩原理使岩石质地变松，易于开凿。李冰的这些措施为西南夷的开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法。图1五尺道和南夷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加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