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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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探究摘要：清代科举考试存在重视首场考试的倾向，书坊敏锐地意识到出版相关图书的商机，在与文人的密切配合下，大量地出版了内容符合朝廷规定、素质参差不齐的四书应举用书，包括“讲章”、“举业制艺”和“考据训诂”等，来全面满足考生备考所需。朝廷虽试图通过各种举措来消弭这些应举用书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由于地方官员和学校教官的怠职，这些举措收效甚微。关键词：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在唐代确立后，书坊为了满足考生的需要，生产了林林总总备考的辅助读物，它们的出版在宋、元、明取得了一定进展。

2、坊刻应举用书的出版在经历了清初较为低迷的氛围后，逐渐呈上扬趋势，在嘉、道年间出现了“如山如海”的繁盛局面。根据清政府规定的考试内容和形式，书坊生产了帮助士子了解经书意旨的四书五经讲章、指导写作四书文和五经文章法结构的制义、考据训诂四书人物事物的参考书、八股文选本、古文选本、试律诗选本等林林总总的应举用书。清代科举“虽分三场”，却“只重首场”，士人读书方向主要集中在首场科举考试的四书文，故四书应举用书是士子重视诵习的读物。那么，这些四书应举用书的种类为何？其内容与形式特点为何？其价值及其对士子的影响又为何？这

3、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一、清代坊刻四书应举用书的种类“明代儒生，以时文为重”，说明有明一代科考偏重首场时文。清代重蹈明代覆辙，朝廷虽屡次申诫，截至清末科举“虽分三场，而只重首场”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既重首场，按理言士子定当在学校教官的督导下不遗余力地钻研朝廷规定的《四书集注》。事与愿违，除少数以振拔人才为己任的教官尚有直接施教之举外，多数教官不能切实履行施教之责。清代的学校制度，国子监为国学，府、州、县学为地方学，二者构成学校系统的主干，书院为此系统的支派，莫不受政府的管辖、督查和经费的支持。它们大抵以教

4、人科举入仕为宗旨，而科举之学尤重者为首场之四书文，即时文或八股文，乡、会试如此，生员的岁、科试也是如此，莫不以四书文为重。不仅如此，国学和府、州、县学，可说仅有考课,鲜事讲学，教官虽责在训迪士子，但除少数尚有直接施教之举外，多数“昏耄龙钟，滥竽恋栈”的教官不能切实履行施教之责，其所司则为月课、季考，其考绩也是以士子考试成绩为根据，故而教官与学生虽有“师生之名”，“而无训诲之实”。书院所重亦在考课，"山长除阅月课试卷外，别无他事”，罕有教学。最后演变到国学、府、州、县学、书院甚至连考课学生一事也都不认真执行。

5、在这种情况下，士子尤其是能力欠佳的士子只得寻求其它途径来了解四书的意涵，而诵读研习坊间俯拾即是的四书应举用书是一个途径。四书应举用书可细分为“讲章”、“举业制艺”和'‘考据训诂”三种。所谓“讲章”，大抵皆是为科举而作的讲义,以便于士子了解经书意旨。叶启勋指出：''自元祐复科举后,以四书悬为功令，讲章一派，从此而开。”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元仁宗(1311—1320年在位)诏告天下复行科举。规定蒙古和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

6、辞典雅者为中选。”汉人和南人则稍有不同，“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于是，“阐明(四书)义理之书，遂为戈取利禄之具”。这类图书可以溯源到元代人倪士毅的《四书辑释》。此书后来成了明永乐年间胡广(1369—1418)等奉敕纂修《四书大全》的蓝本。明代此类著作很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则莫过于《四书大全》。四库馆臣指出："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四书大全》)为之滥觞。”自《四书大全》以后的四书讲章，当以蔡清(1453—

7、1508)的《四书蒙引》为最早。稍后的有林希元(1482—1567)的《四书存疑》和陈琛(1477—1545)的《四书浅说》，它们问世后几成明代四书讲章的经典性著作。入清以后，除沿用前朝文人编撰的坊刻讲章外，士子们也研习了清代文人编撰的这类图书，其数量亦极为可观。在康熙间编撰的四书讲章有郭善邻的《说四书》、黄昌衢汇编的《四书述朱》、董哲、陈玫纂辑的《四书备解》、金松的《四书讲》、范翔的《四书体注》、吕留良的《天盖楼四书语录》、《四书讲义》、李沛霖的《四书诸儒辑要》、朱奇生纂的《四书发注》、张槿时的《四书合参

8、析疑》、周大璋的《四书朱子大全精言》、黄越的《四书或问语类大全合订》、浦泰的《四书阐注》等。雍正间有戴鉱的《四书讲义尊闻录》、翁後的《四书遵注》、许泰交的《四书大全学知录》等。乾隆间有任启运的《四书约旨》、王步青的《朱子四书本义汇参》、范凝鼎的《四书句读释义》、任时懋的《四书自课录》、李澈的《四书疑问》、汪鲤翔的《四书题镜》、陈孚的《学庸窃补》、朱良玉的《四书朱子大全经传蕴萃》、林庆炳的《四书撮要》、张甄陶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