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论诗标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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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论诗标准探究摘要：《论诗绝句六十首》是姚莹论诗诗的代表作。姚莹生活在清末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变的时代，其诗学思想受时代影响很深。他强调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歌赞爱国忧民的精神，实现了大雅之声的再次宏扬和诗歌社会功能的再次强化，推崇雄壮有力的诗风。姚莹论诗还重视诗歌情感的真实，整体风格的自然，反对一味模拟复古和刻意雕琢的形式主义。关键词：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兴观群怨雄壮自然姚莹(1785—1852),字石甫，一字明叔，晚号展如；因以十幸名斋，又自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嘉庆二十四年(1819),任台湾知县。道光十年(1830

2、)升台湾兵备道。晩年任广西按察使。卒于咸丰二年(1852)。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具有杰出的将才，善于执政,为官清廉,任台湾道时值鸦片战争爆发，屡屡击败英国侵略军。他还具有突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在诗学方面,姚莹的观点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来自桐城派。他是桐城派主将姚鼐的侄孙，是桐城派的积极拥护者。他深以自己为桐城后人为幸，他说：“人生有托，使在荒筒绝域或僻陋之乡，则蠢然没世已耳。翁生桐城文物之邦，其一幸也。”[1]其诗特别是受姚鼐的影响，徐世昌说：“石甫濡染家学，才思飘发。其从祖惜抱先生尝评其诗，谓其求进于声、色、臭、味之外，然不可速成矣。其自至此关未透，则只在

3、寻常境界耳。所以期许之者甚厚。惜抱平口论诗，排律宗少陵，七律拟山谷。观石甫所作，于此旨殊多悟入。”[2]二是深受清末发生巨变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他与龚自珍、魏源等有较深的交往。鸦片战争带来了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再一次得到高度重视。《论诗绝句六十首》[3]是姚莹论诗诗的代表作，内容非常丰富，不但评述了自诗骚、汉魏乐府到唐、宋、元、明、清的历代诗歌，并且对各个朝代主要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层次的探讨，提出很多有益的观点。一、注重风、骚传统，强调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这一论诗标准是姚莹最为看重的，他正是用这一标准来对一些作家、作品作出

4、评价的。他在《谣变序》中写道：'‘余幼读诗，则喜言兴、观、群、怨。”[4]在这篇六百五十字的序言中，四次提到了“兴、观、群、怨”。他对孔子的这个论说，颇为欣赏，认为诗的好坏，主要在于思想内容是否符合兴、观、群、怨之旨。诗歌应该能感发人们的情志，观察风俗的盛衰，并能用正确思想教育大家，能讽刺不良的政治。正如他在《孔蕎蒲诗序》中所说的，古诗所以可贵，在于“动乎性情，发乎声音，畅乎言辞，中乎节奏。其始也，必有所感，感于情者深厚，然后托于辞者婉挚，使人读之不觉其何以油然兴、观、群、怨”。［5］他认为，'‘三百篇而下，无悖于兴、观、群、怨之旨”，并指责“世之为诗者，不求其本”。［6］例

5、如其《论诗绝句六十首》第二首：辛苦十年摹汉魏，不知何故远风骚。而今悟得兴观旨，枉向凡禽乞凤毛。姚莹在这里形象地说明了诗的好坏在神不在貌，在于思想内容是否符合“兴观群怨”的宗旨，而不在于词采是否华美。如仅从形式上学习，或学习其形式主义倾向，就会失去兴、观、群、怨之旨，也即'‘远风骚”了。"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的社会作用的重要论述，也是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全面而深刻的概括。姚莹从孔子的诗论中，选用了“兴、观、群、怨”，而不理睬他的“温柔敦厚”，这一为后儒所极力推崇的诗教，这说明他是受到提倡改革、开创风气的思想影响的。随着民族危机、封建统治危机的加深，龚自珍、魏源、王韬等一

6、批经世派作家异军突起，他们积极关注现实，忧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以符合时代前进步伐的新思潮和高度的爱国激情，在文学创作上唱出了新声。姚莹重视孔子诗教的'‘兴、观、群、怨”而忽视讲求中和之美的“温柔敦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诗风革新对其诗学观点产生的影响。二、对雄奇豪壮风格的偏爱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姚莹不但强调继承风、骚的传统，注重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赞颂诗人的爱国忧民的精神，而且对雄奇豪壮的诗歌风格有所偏爱。当时内忧外患、战乱频繁，雄壮有力的诗歌不仅易于抒发诗人满腔的慷慨忧愤和爱国情怀，而且往往可以成为鼓舞人们战斗的号角。加之姚莹作为杰出的爱国将领，经常指挥战斗，克敌制胜

7、，杀敌卫国之余吟诗作赋，自然对雄奇豪壮的诗风更为倾心。这在《论诗绝句六十首》中的表现是很明显的。例如其第五十九首：少陵才力韩苏富，走马驱山笔更遒。举世徒工搬运法，何曾一字着风流。对杜甫、韩愈和苏轼的才力宏富，姚莹给予的评价甚高,认为他们笔力遒劲，简直能“走马驱山”。对杜甫劲健挺拔的笔力，沈德潜在《说诗❷语》中曾指出：“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7]叶燮对韩愈、苏轼则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以来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