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论阿城小说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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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外阅读】论阿城小说的启示阿城于1968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他的创作也就从此开始了。阿城在《遍地风流》自序中写道：“《遍地风流》、《彼时正年轻》和《杂色》里的一些篇什，是我在上山下乡时无事所写的。”但考虑到政治因素，以及这些作品与当时的文学格格不入，所以阿城并没有拿去发表。“文革”结束后，阿城从乡下回到北京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动过笔，直到1984年才再度执笔创作。阿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使自己的小说呈现出与当时文学不一样的风貌。阿城说，要写就得拿得出来，就得让人觉得有点不一样；要是别人都能写的东西，那还不如不写。这正是阿城搁笔多年的主要原因。1984年，阿城的《棋王》轰动文坛，成了一种

2、现象。之后，阿城在各种场合多次谈到了小说的世俗性和禅宗文字（见于阿城的两部著作《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和《威尼斯日记》）。阿城持论说，中国小说的性格是世俗，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随世俗一路下来的，包括地位最高的《红楼梦》，并引征班固的话为证：“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他也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棋王》：“《棋王》里有‘英雄传奇'、‘现实演义'，‘言情'因为较隐晦，评家们对世俗不熟悉，所以至今还没有解读，大概总要二、三十年吧。不少人的评论里都提到《棋王》里的‘吃'，几乎叫他们看出‘世俗'平实本义，只是被自己习惯的大话引开了。”此外，据与阿城交往甚密的朱

3、伟先生说：《棋王》发表以后，各种批评蜂拥而至，阿城认为那都是扯淡，他说我写的是禅宗公案。可见，世俗与禅宗言说策略是阿城小说理念的核心。选择言说世俗和精心营造虚实相生的叙事意境应该是阿城苦心经营的创作道路，也是阿城给几十年来中国文学下的两剂处方。阿城对中国文学几十年来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前期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代表着一种立场、一种道义或真理，用夸张的语调及强硬的节奏来慑服读者。甚至可以说，自“五四”文学以来，这种修辞美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操纵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运作方式。其实，正如福科所说的那样，任何话语方式所建造起来的有关真理、正义的观念都是权力与惯力的结合。出生于194

4、9年经历了几十年刀光剑影的阿城，对权力话语有着天然的敏感性和警惕性。他往往能从话语面具背后感觉到某种普泛性的“权力意识”（阿城在《闲说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常识与通识》及《威尼斯日记》中多次提及）。这种“权力意识”不仅使作家们目光呆滞，也使现代中国人的灵魂陷入某种窘境之中。阿城正欲通过言说世俗和精心营造虚实相生的叙事意境，改变长期以来以小说载“道”的创作道路和僵硬的话语模式，消除小说中过于拙劣的意义层，创设一个自由的想象空间，把束缚在体制下的灵魂解放出来，把读者从近几十年来形成的固定的叙事模式中解放出来，从而释放出文学应有的审美空间。本文便是从这两个角度来探讨阿城小说的独特价值：在那

5、个书写、言说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窘境的时代，他的作品不仅见证了时代的荒诞，而且作品的空灵的审美空间对几十年来形成的僵硬的叙事模式起到了消解的作用，把80年代的小说带入了新的审美维度。一以小说的世俗性反载道文学的装腔作势阿城的创作始于“文革”时期。“文革”时期是一个权威文学盛行的年代，极左的创作观念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套在了每个文艺工作者的头上。谁不“依计行事”谁就遭到惩罚，或被批斗，或被劳动改造。阿城的父亲曾被错划为右派，结果家被抄，父亲的日记被人抄去作为批斗的材料，阿城也从此背上了“黑五类子女”的黑锅。因此，要抒发个人情感和表达个人的思想是极其危险的。尤其在“文革”时期，思想意识形态领域

6、力求统一有序、是非分明、反映“正确的历史观”，实际上框定了文学的基本内容、话语秩序及其表达方式。但阿城并不愿意成为时代的一个随从。阿城后来回忆起多年前这个景况时说：我是中学时从“学生范文选”里觉到这一套的（“这一套”是指“学生腔”和“文艺腔”），当时气盛，认为文章不该这样写。文章应该怎样写的呢?不知道!教的又不愿学，学校好像白上了。我永远要感谢的是旧书店。小时候见到的新中国淘汰的书真多，古今中外都有，便宜，但还是没有一本买得起，就站着看。我想我的启蒙，是在旧书店完成的，后来与人聊天，逐渐意识到我与我的同龄人的文化构成不一样了。有了这个构成启蒙，心里才有点底。与他人不一样的文化构成和审美感观，使

7、阿城不认同当时那些盛气凌人的文学，也使得阿城的创作从一开始便远离了不可一世的“革命话语”。为了逃避“紧箍咒”，阿城遁入“街谈巷语和道听途说”的世俗创作当中。阿城在他的两部著作《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和《威尼斯日记》多次提到，世俗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金瓶梅词话》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并一再强调：中国小说本应是表现世间之俗态，记录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描摹市井的小吵小闹，采闾巷之故事，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