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献的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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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章古典文献的体式第一节作者古代文献，在汉代以前，一般不题撰人，要查考其作者，颇为艰难。如《诗经》的作者似可从《诗序》中考知，然而对于《诗序》的作者，历来就众说纷纭，或孔子、或子夏、或卫宏、或国史等，其本身都很难确信，以此为凭，更难考知。历代以来，诗篇中已考知作者的，也只有《节南山》、《巷伯》、《丞民》、《崧高》、《载驰》、《鸱鸮》、《无衣》、《常棣》、《抑》、《时迈》等若干篇而已。迄今绝大多数诗篇的作者，仍然无法考知。先秦诸子，题为某子，也所不是他本人亲手所著，实为其后人、弟子、宾客所撰定。至于辑集成书，题为某子，更

2、是后来的事。通常是后人将某一学派著作汇集成书，取其代表人物的姓，冠以某子之称。《史记·韩非传》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史记·司马相如传》也说：“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指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由此可见，战国时韩非、汉初时司马相如都未在作品上标着自己的名字。汉魏文人著作，也不自题姓名。如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就未

3、标注姓名，作者是谁，历来说法不一。南北朝梁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即西汉辞赋家枚乘之字)，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东汉文学家)之词。以采推之，两汉之作乎。”他认为可能是枚乘的作品，其中《孤竹》篇是傅毅之作，不过也不敢断定，所以只能比较其文采，推断为两汉人所作。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选录了《古诗十九首》中的作品，把《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八首题为枚乘所作。而南北朝梁代另一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又把《去者日以疏》、《客从远方来》二首剔除出来，疑是曹植作品

4、。唐李善注《文选》，在篇题下加注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曰枚乘，疑不能明也。”对定为枚乘之作，提出了异议。直到今天，人们还只能推断，大致是东汉无名氏所作，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作。又如《胡笳十八拍》，也因其未标上作者姓名，而相传为东汉著名女诗人蔡琰(字文姬)所作，也曾被学者认定为伪作。郭沫若经多方考证，反复辩说，先后写了六读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专门文章，断定为蔡琰所作，并非伪作。然而此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文献自署撰人，即标明作者姓名，大致到魏、晋时期才渐开风气。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社会风尚、伦理道德、思想观念

5、的不同，一些古书经后人编纂、增删、修订、注释，作者在署名方式上也不完全相同。简单的只标明作者的姓名，或别名，或字号；复杂的则连字号、籍贯、时代、官职、封号、爵号及著作方式等都一一标列出来。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一些情况：1、标出作者姓名、字号、时代、籍贯、官职、封爵、谥号。如：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为“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汉”为时代，“左中郎将”即官职，“蔡邕”是姓名，“伯喈”乃蔡邕的字。三国魏时曹植的《曹子建集》，题为“魏陈思王曹植撰”。“魏”为时代，“陈”是封地，“陈王”乃封爵名，“思”即谥号。南宁张炎的《山

6、中白云词》，题为“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是作者的籍贯，即甘肃天水的古地名，“玉田生”为张炎的别号，“叔夏”即张炎的字。2、标出作者和注释者的姓名、时代、学衔、官职及其著作方式。如：《史记》，卷端题署“汉太史令司马迁撰，宋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集解，唐国事博士弘文殿学士司马贞索隐，唐诸王侍读率府长史张守节正义”。表明作者是司马迁，注释者是裴骃、司马贞、张守节；“汉、唐、宋”为他们分别所处的时代；“太史令”、“中郎外兵曹参军”、“国学博士、弘文殿学士”等，分别是他们的官职、学衔；“撰”、“集解”、“索隐”、“正义”是他们

7、参与的著作方式。3、标出著作的主修、纂修、协理者及其官职。如：清代重修岳飞的《岳忠武王文集》，卷端题署“护理河南巡抚等处承宣布政司布政使兼理河南何谓署，河南布政使河南等处提刑按察使杨景素鉴定，彰德府知府黄邦宁纂修，汤阴知县李林校阅”。此书作者是岳飞，编纂者是黄邦宁，其它都属挂名。“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都是他们的官职。4、古代小说、话本、杂剧等，曾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其作者也往往受到歧视，所以他们不署名，或不敢用真名而另起别名。如《英烈传》就未署作者名；《石点头》署名“天然痴叟”，《金

8、瓶梅词话》署名“兰陵笑笑生”等，有些别名已难以查考出作者的真实姓名以及他们的生平情况。第二节书名古代文献，特别是先秦以前的书籍，一般都不题书名。有些书名，多属后人追题。如《诗经》本无书名，后人收集整理时名为《诗》，后来才被称为《诗经》。韩非的《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都是单篇别行，《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