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现状研究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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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现状研究与思索、对责任范围现状的分析和思考（一）现状一责任追究限于“有过”，范围过于狭窄长期以来，政府机关内部一直流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为官作风,责任追究也偏重于事后惩罚性问责而忽略事前预防性问责。近些年一起又一起的矿难事故、校车事故、踩踏事件等让国人痛心疾首，当事故发生后，紧接着就会有媒体报道称官方已经追究了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免职撤职了多少人，某某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然而没过多久,被问责人员却又很多复出了，即使问责力度再大，此类事故仍是屡禁不止，在每次的事故中，我们遭受生命丧失和财产巨大损失的惨剧，我们更应该看到

2、，这些丑闻的发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正是由于相关政府工作人员平日的疏忽、漠视和不作为才导致了事态愈演愈烈，而放纵这些不良作风的正是事前问责的缺失。因此，事后的惩处无异于亡羊补牢,不能从根源上杜绝社会问题的爆发。（二）对策行政问责要防微杜渐，由事后问责扩展至事前问责，实现由问责有过向问责无为的转变。在此，以武汉市“治庸问责”为例。2011年4月份，在武汉市兴起的“治庸问责”风暴对政府部门中存在的“庸、懒、散”等种种表现展开了问责和处理。武汉治庸问责风暴用坚实的脚步，有力的行动向人们展示了我市彻底扭转干部作风、打造全国发展环境最优城的决心，得到了

3、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一致好评。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党政干部中存在很多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反面例子，他们的无所作为败坏了党员和政府形象，不利于责任政府的建设，今后的问责工作中也应对这种“庸、懒、散”的现象一查到底。基于此，违法违纪行为理应被查处，而无为的工作人员也要被问责。二、对责任主体现状的分析和思考（一）现状一被问责人员的范围不能合理界定首先是党政领导人员之间的责任边界模糊。党政领导人员之间究竟该追究哪一方的责任，没有可依据的规范，现实中也无先例可循。例如，在一些事件中，被问责的往往是行政职务的'‘一把手”，党的“一把手”却是毫发未损，这就引发

4、了我们对现行政府部门中领导体制的思考。其实，行政职务的“一把手”都是党的副职，直接受党的正职领导，在许多决策程序、重大决议和人事录用中，党的“一把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对于重大事故的发生、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问题，也是责无旁贷的。其次是政府内部机构设置存在部门数量庞大、职能重叠、权责不相对应的弊端。例如，建设部门与发展改革部门、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局）等等。这种较为典型的“小部制”，既造成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推诿扯皮，又导致职能分散、政出多门，削弱了政府的决

5、策职能，也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这仅仅是国务院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问题。在地方各个省市县乡层面，则更是显得机构臃肿，职能重复，职责不清，上下级之间推诿扯皮。另外，单位集体被问责的事件很少发生，这就让不少人打着集体负责的幌子招摇过市，造成集体违法违纪。（二）对策首先是构建党内问责制，《党章》、《党内监督条例》、《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关于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办法》等的出台明确了党内问责细则，落实到实处那就是，在各种问责事件中，党政领导人员的责任应该分开评测，党委领导人应该负有连带责任，尤其是在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或者重大决

6、策失误、用人失察等领域。其次是明确责任体系，将责任体系划分为决策、执行、监督等明确的层面，在事前进行科学论证，在事后进行科学评测，将责任归属明确界定在相应环节，同时要以当前如火如荼的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切实改革政府各级部门的设置现状，按照职能转变、机构创新的原则，对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组，减少职能交叉；减少管理的环节和层次，优化结构;协调部门间的关系，降低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能，明确责任归属，目的是确保责任和主体间形成一个明确清晰的“坐标图”，将责任落实到明确的对象。三、对问责主体现状的分析和思考（一）现状一问责主体过于单一在我国，享有监督权力（权

7、利）的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政协、各民主党派、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机关内部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公民、社会团体等等，可以说在理论上我们是具有严密的监督网络的。但在现实中，真正发挥监督职能的主体却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这和我国自古以来问责文化的缺失是密切相关的。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窠臼之中，每个时代的个体都称为“老百姓”，大部分的朝代都奉行的是重农抑商，社会底层人群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就是走向仕途，这就导致了自古以来对于公权力的崇拜和敬畏。官员以“父母官”自居，普通百姓也称官员为“青天大老爷”。如此的敬畏，何谈问责？追究官员责任的唯一方式

8、恐怕也就是通过帝王和高层官员。映射到当前，每年的"考公务员热”和“情绪化问责”就是很好的佐证。正是基于问责文化的缺失（当然也有机构设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