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判金融改革绩效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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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判金融改革绩效新范式张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土经济金融变迁故事中都蕴藏着丰厚的理论矿藏，不能简单套用既有模型，客观评价中国金融改革绩效需要全新的分析范式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过程，是由一系列或浓或淡或绚或素的真实金融故事“勾画皴染”而成的历史长卷。这些金融故事，有的不乏惊险传奇色彩，有的又充满离经叛道意味。主流范式的捍卫者自然会蔑视这些故事，他们或视而不见,或弃之如敝屣;新范式的开拓者则循着这些故事的脚印一路走来，随手捡拾皆如获至宝。后者冥冥之中感悟到，在这些鲜活而平常的金融故事里面极

2、有可能蕴藏着足以掀起一场金融分析范式革命的理论富矿，值得投入成本进行勘探与采掘。赶超战略与政府主导型改革摆在我们而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道路的选择以及深嵌其中的金融因素的角色?早前，经济学家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争论以及政策实践，从一开始就凸显出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分岔。林毅夫等对“比较优势战略”的偏爱与强调，意在将自李嘉图以来延绵不绝的这一主流经济学传统（理论逻辑）印证于屮国的经济发展实践，而最终被选屮的“赶超战略”则无疑契合了当时特定的背景与条件，因此明显具有历史逻辑上的合理性。上述逻辑分岔

3、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随即演化为经济改革的激进与渐进之争。激进改革的始作俑者大多为欧美主流学者，它以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模板，自然符合先验预设的理论逻辑。渐进改革则属于“前无古人”的全新制度探索，它必然背离主流路径而遵循基于本土文化传统与演进经验的历史逻辑。当然，中国的渐进改革并非从一开始就“有章可循”，它是无数次惊心动魄和成木不菲的制度试错（其中包含几次激进试验）的结果。那个长期饱受主流学者诟病的政府主导型改革格局，便是在此过程中被“内生”岀来的。在改革伊始的一段时间里，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都是屮国改革道路的可能选项，

4、但残酷的制度试错结果表明，政府主导更有利于兼顾改革、增长与稳定。基于此种初始条件,新体制所需要的市场因素儿乎不存在单独成长的可能与空间，它只能依托政府主导型结构逐步添加。这种情形曾被青木昌彦等概括为“政府内生市场”命题。很显然，若脱离中国经济改革实际过程的历史逻辑，只从理论逻辑角度分辨市场主导和政府主导孰优孰劣，在理论上毫无价值，在实践屮有害无益。有企业制度与有银行体系轰轰烈烈而又不乏悲壮色彩的“赶超战略”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所留下的沉重制度遗产却深刻影响着紧随其后的经济金融改革过程。当时，摆在新中国肇建者们面前的经济重建难题可谓史无前

5、例。面对异常严酷的国内外环境，他们不得不在资本极其短缺的条件下选择推行资本密集型发展战略。要索价格的人为扭曲在所难免，但按照扭曲价格配置稀缺资源需要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与利益分配制度。为此，作为“赶超战略”的核心装置，国有企业制度应运而生。不仅如此，随后的制度设计还须应对价格扭曲导致的监督成本问题。结果，国有企业本身只能以“车间”或者“流水线”的身份“委曲求全”,其他原木属于企业组织的功能则概由专设的配套制度安排岀面分担，而国有银行体系便是其中的一种配套制度安排。起初，国有银行体系更多履行的是针对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流程的监督功能。经济改革

6、启动后，随着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陡然下降，国有银行体系的金融支持功能迅速凸显。问题是，究竟基于何种背景与逻辑，使得国有银行体系的功能发牛如此重大的转变?作为早期曾被张培刚定义的“革命型”工业化最重要的制度遗产，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制度从一开始就横亘于改革进程的起跑线上。这些企业数目众多而又大都“无本经营”，由此一度被林毅夫“诊断”为缺乏“自生能力”。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大都肩负沉重的社会责任;在国家财政无力继续增资的情况下，除非获得巨额外源融资的慷慨支持，它们中的大部分将难以为继。当吋，决策者面临艰难抉择:是遵循主流效率原则对此置之不理

7、任其在市场经济潮涌屮自行淘汰，还是“离经叛道”着眼于屮国特殊“国情”和长期经济增长绩效施以援手?若就此问题“一着不慎”，将极有可能导致总体改革计划“满盘皆输”0幸运的是，在付出不菲的制度抉择代价之后，决策者最终选择了“离经叛道”。作为这种选择的重要制度结果，一种能为国有企业进而为整体改革进程提供所需外源融资和金融支持的特殊银行制度“闪亮登场”。无论主流理论对中国国有银行制度进而对整体金融制度的绩效有多么不解甚至提出多少诘难，仅凭其伴随中国经济卓然崛起的既有表现，就已经足以改写全球金融发展史。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的制度组合“摸着石头过河”

8、的改革进程将我们渐次带入峰回路转的“结构主义”长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金融机制与财政机制的“强弱组合”。在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弱财政”的后果十分严重。一旦挣脱“父子层级”结构（依靠国家财政能力维持）的羁绊，伴随“放权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