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论政办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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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时间：2006-8-1215:26:12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孙茂丽 阅读451次 “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以新记《大公报》为例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姓名：孙茂丽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5级研究生地址：安徽大学研究生公寓305幢119室邮编：230039回顾20世纪中国新闻史，新记《大公报》（1926-1949）是必须提及的一张报纸。它以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和“文人论政”的办报思想，确立自己卓尔不群的品格。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

2、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文人论政”是《大公报》最主要的言论特色。从英敛之时代起，《大公报》就是一份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主办的报纸。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接办以后，更时刻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文人论政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从两汉宋代的太学生，明代的东林党，清季讲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和经世致用之学的魏源、冯桂芬，到戊戌维新前后从事办报活动的王韬

3、、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无不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文人有不同的政治理想，但他们基本上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都希望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所以振兴中华更是近代文人议论的主题。《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大公报》对此不仅在口头上标榜，在实践中也身体力行，可谓是中国新闻史上“文人论政”最杰出的典范，这里要特别提到《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他的“报恩思想”曾令人颇有微词，但他的“报恩”是以“报国恩”

4、为主的，这应该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美德。这种美德与振兴中华的思想形成合力，贯注于手中的笔，就产生了他所进行的“文人论政”。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一、“文人论政”的具体化“文人论政”具体到《大公报》中最深刻的体现就是张季鸾提出的“四不”方针。笔者认为，有必要阐释一下《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复刊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成的新记公司接办，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人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

5、鸾人总编辑兼副总经理。续刊之日，《大公报》便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作为社训，其中“不私、不盲”正可看作是英敛之办报思想的张扬；而“不党、不卖”则比其更进一步，阐释了独立办报的立场。“文人论政”是“四不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谓“不党”，指的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指的是“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所谓“不私”，指的是办报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和“愿向全国开

6、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指的是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此后不久，为约束报社工作者的行动，他还提出了以下四点作为补充，即：“不锦上添花，不落井下石，不与人共厉害，不参与别人的秘密”。不论旧的“四不”和新的“四不”，都是一个负责任的报纸的严格的自律行动。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头，在邵飘萍、林白水惨遭杀害之后不久，有了这样的“四不”承诺，人们才有可能了解“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呈现出的亮色。也正是因为这样，《大公报》才迅速从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胡适

7、）。在针对军阀政客的笼络和收买时，《大公报》坚持实行“四不”方针，保持经济上和言论上的独立地位。纵观整个新记时期，《大公报》的“四不”方针，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因为它使报纸能够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上为老百姓说话。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公报》能顶住国民党的压力，及时报道红军的动态，刊登范长江的长篇通讯《中国西北角》，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都是“四不”方针的具体体现。二、“文人论政”的新闻实践“文人论政”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言论自由，发表大量的社评。《大公报》既然以“文人论政”为标榜，代表报纸出来“论政”

8、的“社评”，自然受到重视，这也是《大公报》能在短时间内即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1930年11月12日，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政治的日益衰败和腐败的日益严重，蒋介石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