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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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1）“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实质。在这种关系中，“臣”对“民”来说虽然高高在上、说一不二，但从根本上说仍是任“君”打杀的奴才走狗。在危机时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度地覆天翻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些主和或主战的大臣先后被杀的悲剧命运，再次说明了这一点。举棋不定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朝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

2、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纸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教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祀礼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民众（尤其是被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

3、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历史的裂缝“臣不得不死”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成分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辟邪”、“忠君卫道”等。义和团运动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乡民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经常攻打教堂，举行各种反洋教活动。1898年10月下旬，山东

4、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将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都极端仇视，他们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等各色人等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秘密宗教和民间文化是义和团赖以组织、发动的重要工具。流行乡间的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中的角色如关云长、姜子牙、黄天霸、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都成

5、为义和团所信奉的新神的来源，秘密宗教与民间文化就这样紧密结合起来。教门首领的降神附体、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画符咒水等“邪门歪道”与农民大众的迎神赛会、祈丰求子、祛灾祈雨等渐渐融合。而义和团的拳师们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来源的多种因素，如刀枪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祛灾等。这些招数为广大农民熟悉，容易为他们接受。而义和团与以前各种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点是降神附体的群众化，即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者只要心诚都可祈神降身，保证自己刀枪不入；并且这些神都是历史上流传已久、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英雄好汉，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独尊的神祇。这些都使得义和拳的感召力更强，更易发动群众。在义和团的传播

6、过程中，民间社戏也起了重要作用，义和团的不少神祇都来自这些社戏，许多拳民自称关公、张飞、赵云、黄飞虎……当拳民被某神附体时，其行为便与他所看到的戏台上的这个角色的动作一样，言语模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模仿戏上的台步，举止滑稽可笑。难怪陈独秀当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2）总之，社会的动荡、利益的冲突、文化的碰撞、天灾不断和民间宗教文化间的互相作用，使义和团在华北地区迅速发展。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处置。由于官员之间对义和团的

7、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政府也深受影响，虽然总体上倾向招抚，但也一直摇摆不定，时而主剿，时而主抚，长期没有明确的态度和政策。取代光绪主政的慈禧在宫中慈禧“上当”？清廷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是要利用义和团来根绝维新隐患。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并非易事，决策者是在反复犹疑、再三权衡利弊之后，才大胆作此决定。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慈禧后来就说自己是上了一些大臣的当。甲午战争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