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权行使中对自由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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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警察权行使中对自由的限制重于保护的正当性考量桑可【摘要】警察权与公民权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现实层面都存在冲突的可能。现代意义的警察权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而设置的，可是，警察权的行使却又对公民的权利自由进行了限制，甚至构成了威胁。警察权行使中对公民权利自由的限制与保护哪个更重要呢？本文将从公权与私权，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辩证关系的基础出发，进一步探析警察权在行使中对公民自由的限制重于保护的正当性理论依据，最后得出警察是我们自由的必需，警察权对我们自由的限制是权利“必付的成本”。【关键词】警察权公民

2、权自由限制保护从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⑴这一论断开始，公民与国家、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一直为政治家们所关注、研究和讨论。说到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他们之间何尝不也是一种悖论。警察权与公民权作为公权力和私权利的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现实层面上都存在冲突的可能。现代意义上的警察权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而设置的，可是警察权的行使却又对公民的权利自由进行了限制，甚至构成了威胁。警察权的本质决定了其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警察权与公民权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往往使公民

3、权化为乌有。警察在保护和实现人们的自由中又必须以限制和剥夺人们的某些自由为前提。警察权力特性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可伸缩性和公民权的不可调和性。在法理上，权利限制与权利保护相并存。为了确保基本权利的实现，必须限制基本权利的范围；且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更充分、全面地保护基本权利的实现。在实践中，对基本权利的保障也正是通过界定基本权利的范围，确保每一个公民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并获得同等的保护予以实现。限制基本权利与保障基本权利的辩证统一关系告诉我们：权利派生权力，权力服务权利；限制基本权利是手段，保障基本权利

4、是目的。从限制基本权利与保障基本权利的辩证关系来看，结合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博弈，警察权作为特殊的公共权力，其在运行中限制公民自由是必要的，而且其行使过程中对自由的限制重于保护。那么，得出这一结论的正当性合理依据何在呢？一、“性恶论”―――权力行使中对权利的限制重于保护的法哲学依据...“性善”抑或“性恶”，是人类对本性问题所作出的两种对立的回答。宪政作为西方文化积淀的产物，在观念层面基始于对人性的悲观估计。西方人性论从古希腊到近代启蒙运动的发展中，以性恶论为主流，其主要体现于基督教义的原罪说、霍布斯的利维坦和近代功

5、利主义的人性自利说。这期间，尽管也有奥古斯丁、伏尔泰、卢梭等人的性善说，但他们充其量是大河中的细流，不足以改变性恶论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基督教的原罪说，这种通过宗教的力量深入人心的观念，绝不是任何个别思想家能够撼动的。顾名思义，性恶论是指人的本性是“恶”，或者至少人性中有“恶”或自私自利的一面。西方古代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是“性恶论”的倡导者。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在任何场合之下，一个人只要能干坏事，他总会去干的。大家一目了然，从不正义那里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谁有了权而不为非作歹，不夺人钱财，那他就被人

6、当成天下第一号的傻瓜。”⑵亚里士多德也主张人性是恶的，认为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罪恶本性，即使实行公产制度也是无法补救的。犯罪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缺乏衣食；二是人们受情欲的驱使；三是人们追求无穷的权威和肆意纵乐。⑶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更是认为，人性本恶，一般人的性情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忘恩负义、好变无常，虚假、怯懦、贪婪，因此君主不要相信任何人，应该玩弄权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性恶论”的典型代表霍布斯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的人性恶的观点，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利己的，人生

7、就是一个不断地追求感官享乐、追求权力、追求幸福的历程。根据他的观点，人的这种求利、求安、求名的争夺愈演愈烈，人与人之间象狼一样，使得人人疑惧，人人自危。⑷从以上可以看出，古代思想家较为直观地揭示了人性中的弱点——恶的一面，但是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实证的经验式的，是一种较低级形式的形而下的事实判断。作为对人性的深层次的抽象思考，形而上学的“性恶论”是作为一个理论的预设以逻辑方式得出的对人性的终极判断。在这里，恶不是“好”与“坏”中“坏”的同义语，而是指人性中存在的普遍的根本无法克服的缺陷。人性中有两个根本缺陷：第一，人

8、类的知识与无限的宇宙相比较，处于“根本无知的状态”，人类始终被无知之幕所笼罩。第二，人类具有偏私趋利的本性，总是本能地关注和倾向自身的利益。在这两种根本缺陷面前，人的理性是微不足道和不可靠的。以此为前提，“性恶论”者进一步提出：由于人性的缺陷无法克服，它的存在就有了合法理由，人们既要警惕和限制人性之恶，同时又要善待与宽容之。法治就是在此逻辑基础上产生的既要预防和限制人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