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国体观的变化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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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育民：晚清时期国体观的变化试探作者：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13年第6期更新时间：2013年12月09日鸦片战争建立的中外条约关系，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对外观念，尤其是以天朝体制为核心的国体观。现代政治语言中的“国体”，指的是国家的阶级性质。晚清以前，该词的内涵则与此不同，它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国家典章制度，尤其是体现封建等级的纲常礼制。所谓“正名分纪纲，皆国体之大者”；①其他如“军政、财计、田制、盐法，关国体之大者”。②二是指国家或朝廷的体统和体面。“外国相侵，有司檄谕之足矣，无劳遣使。万一抗令，则亏损国体。”③三是指辅

2、佐国君的大臣，《春秋穀梁传》谓，“大夫，国体也”。范宁注曰：“君之卿佐，是谓股肱，故曰国体。”④晚清时期的传统国体概念，主要涉及国家制度和朝廷体面。由于中外关系的深刻变动，以君主至尊为核心的天朝体制被打破，传统国体观发生了变异，并由外到内，导致一系列新的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对晚清时期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作了较深入的探讨，而对当时习用的国体概念有所忽视。对此作一剖析，不仅可以了解晚清时期中外关系中的这一核心概念本身的演化，且更有助于认识天朝意识的衰微，以及条约关系对近代观念，尤其是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从“俯顺夷

3、情”到“藉条约以维系” 伴随着中外关系格局的改变和条约关系的建立，从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的国体观逐渐发生变化。议订《南京条约》的过程中，在“俯顺夷情”的名义下，天朝君臣接受了调整国体，即天朝体制的现实。随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国体问题更为尖锐地呈现出来，促使某些大吏对此作了适应新的中外关系格局的解析。 当战争尚未爆发，道光要求两广总督“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⑤试图在避免战争的情况下维护天朝体制。但事情并未按照道光的设想发展，英国使用武力的目的正是要改变现存体制，清王朝的国体无可避免地遇到了危机。而清廷正是在“无伤于

4、国体”的自欺欺人中，走向了抚夷求和。两江总督牛鉴认为英人“志在牟利通商，并非争城略地”，⑥上奏提出如果“该夷只为吁乞通商，并不敢妄求他念”，请“明宣恩旨，用示怀柔”。并强调，“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是则仁圣与民休息，耀德而不观兵，并无伤于国体。”高宗纯皇帝时，“征缅不克，降诏罢兵，后复允其朝贡”。只要诱之以通商之利，便可以控制，“彼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而帖服。”⑦ “无伤于国体”之说，为清王朝提供了抚夷议和的依据和妥协退让的台阶。尽管道光在朱批中斥责牛鉴“为伊里布簧惑”，并为

5、之“曷胜愤懑”，⑧却不得不接受议抚的建议。道光旨称：“该夷如果真心求和，于通商而外别无妄求，朕亦何乐而不罢兵？即令仅止求给香港一处，棲止贸易，或该国船支，偶至闽、浙口岸，暂时停泊，售卖货物，旋即驶去。虽非旧例，然随时变通，朕岂不思保全沿海生灵，聊为羁縻外夷之术。”他命耆英向英方表示，“大皇帝恩威并用”，且无“因误伤人命，不许尔国通商之事”。如果能退回广东，即刻罢兵，可“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与中国照常贸易”。⑨接着，牛鉴因英军围攻镇江，其力不支，又奏请允准“设法暂事羁縻”。⑩在这种形势下，道光允准议和“抚夷”，谕令耆英

6、、伊里布“妥为办理”，并表示，“如该逆游移不信，即告以业已降旨”，交他们“专办此事”。(11)并接连密谕耆英等，“务须慎持国体，俯顺夷情，俾兵萌早戢，沿海解严，方为不负委任”。尽管道光表示不接受“还烟价战费”的议和条件，但又谕令，“不必虑有掣肘，以致中存畏忌，仍于事无益”。(12)甚至表示，“一切朕亦不为遥制”，命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如该夷所商在情理之中，该大臣等尽可允诺”。(13) 道光“俯顺夷情”的谕令，给予了耆英变更天朝体制的空间，这一方针提出后钦差大臣耆英等即将此作为交涉的准则。他向道光帝表明态度，“前之羁縻，不过

7、缓兵之计”，而现在事已至此，“惟有勉力从权，筹商妥办，不但不敢虑及掣肘，亦不敢念及身家，委曲宽全，但期于事有济，上可以顾持国体，下亦不致有拂夷情”。(14)正是根据“俯顺夷情”的方针，耆英接受了英方的议和条件，认为彼“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马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因此，“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15)道光尽管“忿恨之至”，也“不得不勉允所请”。(16)终于，在“慎持国体”的名义下清王朝“俯顺夷情”，接受了英国的议和条件。 其实，英国提出的种种权利要求，并通过条约得以兑

8、现，已经突破了天朝体制，有伤国体。耆英等奏称，英国提出的种种要求，均对中国造成危害，如要求赔款多至二千一百万元，口岸多至五处，中国“经费有常，海疆至重，不宜轻有所许”。尤其是彼所要求的“平行”，虽属未节，“于天朝体制亦大有所损”。(17)此外，此时天朝君臣所言国体，还明显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