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警政思想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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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长治久安”到“安居乐业”——中国百年警政思想探微师维*师维（1970——），男，法学硕士，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治安系副主任，讲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但是，中国近代警政思想和警察制度却是“受教”于西方列强，其走上历史舞台的背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肆意践踏。中国近代警政思想和警察制度产生以来一百年的历史，伴随着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沧海桑田、血与火的洗礼，在从“长治久安”到“安居乐业”的进程中，同样呈现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轨迹。一、国破山河在，“洋为中用”，蹒跚之中尤抱琵琶半遮面，开启近代警政大门1829年6月19日，英国政府正式组建“与军队有所不同”的首都警察部队，它以“预防犯罪”为宗旨，以

2、维护和管理社会治安为任务。这是世界“近代国家警察”的正式诞生。11年后的鸦片战争始，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我国“送来”了近代警政思想和警察制度，以制式服装为标志的近代警察制度在英国产生以后，即便在欧洲、美洲、亚洲和大洋洲传播开来，考察各国对近代警察制度的移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主动的移植，如美国、日本；二是被动的移植，主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状态下的被动移植，如印度、中国。但是，中外在社会发展模式、国家政治体制、社会管理形态上相差甚远，警政思想无法衔接，所以在警察制度的移植上失去了正态对接的可能。清末建警是中国治安史上的一场革命。革命就要以思想的启蒙和传播作为先导。

3、中国对近代警政思想和警察制度最早、最直接的了解始于中国屈辱的象征——被称为国中之国的“租界”。1876年，葛元煦出版了《沪游杂记》，比较早的介绍了上海租界内的西方警察制度，其他一些书籍也有一些零星记载，人们开始对西方近代警察制度有了犹如雾里看花的朦胧认识。这一时期，人们主要看到的是“与捕快无异”的一面，没有注意到它与捕快完全不同的功能，更没有看到它在近代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些介绍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参见陈鸿彝：《中国治安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此后，近代一些改良主义思想家的作品，比如，何启、胡礼垣1895年发表的《中国宜改良新

4、政论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盛世危言》的版本很多，据统计有20余中（夏东元：《郑观应》附录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一般注重的是郑观应手订的1894年刊行的5卷本，1895年14卷本，1900年8卷本。和陈炽1896年发表的《庸书》中都专门提到了中国设置警察的问题，都高度赞扬了西方的警察制度。早期改良派提出的警察的职责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维护治安，二是清查户口，三是整顿街道。他们认为，对警察应当严格管理，郑观应说：“独是平日约束巡捕，宜严而不宜宽”。郑观应：《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首先，慎重选人录警，“选择捕役与选择兵警之法同。必其人不吸鸦片、年富力强

5、、读书识字、担保有人者方许允当此职。”16其次，要制定新的管理形式和奖惩办法管理警察，且“偶有弊端，罪其主者”。这些早期改良派的介绍、论断和设想，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警政理论，使人们对警察制度的性质和功能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超出了传统的保甲、捕快的樊篱，参见韩延龙：《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为1898年戊戌维新变法在湖南警政试点和1900年以后清中央政府办理警政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参见陈鸿彝：《中国治安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1898年6月，戊戌维新派重要人物、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重要奠基人、时任湖南按察

6、使的黄遵宪在长沙创建了湖南保卫局，成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和近代管理制度的萌芽。参见韩延龙：《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沈志祥：《治安管理学教程》（人民警察高等教育〈专科〉规划教材），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页。黄遵宪十分重视警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认为警察机构是推动和捍卫新政的坚强柱石，“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此思想与日本明治时期的“警政为宪政之本”的思想是一致的。创办保卫局的目的是使“人民习于政事”，“养成自治之能力”，“冀其小则可保湖南一省不受分割，大则可推动全国的自救、自保”。他强调，保卫局的根本原则和宗旨是“保民”、“

7、卫民”，在保卫局的章程中明确了“本局职责在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犯罪”。他坚持警政建设应当官民合办，让权与民，维新派认为它的积极作用在于可以广开民智、鼓舞士气、增进人民自主自立精神、推动地方自治，防止官场舞弊、官吏害民，防止人去政移、人亡政息，所以被视为警政建设的根本和命脉。参见韩延龙：《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3页；陈鸿彝：《中国治安史》，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