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江南的异乡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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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末清初江南的“异乡甲”——嘉定、常熟垦荒碑研究谢湜一前言有关明末清初江南土地开发的情况，碑刻文献中有不少反映。从近几十年已经整理出版的若干碑刻选集中，即可窥见一二，如1959年出版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收录了常熟县分别于万历四十六年九月、十月、十二月刊刻的三则《开垦荒田碑》，又收录了康熙三十五年常熟县调整明末垦荒田地及相关制度的《均画异乡田地一体当差均役示》等赋役碑刻；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则收录了万历三十九年嘉定县刊刻的《嘉定县为院道批详允告垦下区田永额斗则告示碑》等垦荒碑，以及顺治三年处置垦荒田地的《嘉定县为东西两异乡升科田

2、亩照旧办粮告示碑》。目前未整理的明清苏、松二府碑刻，想必还有不少涉及土地垦荒，有待进一步搜集。阅读常、嘉二县垦荒碑，可有以下观感：从内容上看，碑文详述了16世纪官方在苏州、松江二府推行开荒政策的情况，主要通过规范垦荒土地的产权，招徕外来垦荒业户，并给予税收上的优惠以及免役的权利，从而刺激垦荒。此外，官方还采取了一种非常规的垦荒赋役编制——“异乡甲”进行管理。从地域分布看，垦荒活动集中于苏、松二府，所属各县施行的垦荒制度，先后不一，又常互相援引政策事例，比如某一年代某一县的垦荒碑会引述他县的垦荒条文，某县晚期的碑刻又常叙及该县的垦荒前事，这就便于研究者比勘

3、互对，据后事而知前情，颇为难得。由此可见，明末清初江南的垦荒机制并非止在一时一隅，而是折射出不少州县实施垦荒的普遍模式和类似的改革路子，显得颇有意义。在深入分析之前，也有必要回顾明代江南土地开发的格局，透视人地关系变迁的一些趋势，进而在地域历史的脉络中理解这些垦荒制度的由来，才能更好地释读明末垦荒碑。一明代江南的荒地在江南三角洲早期地貌形成过程中，三角洲中东部，即太湖以东平原，形成了西低东高的地势特点，而太湖以西也是高亢的丘陵山地，因此古人把太湖平原形象地比喻为“仰盂”，形容其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势特点，①又明确地以高乡、低乡分别指称高地和低地。这种局面本

4、身有利于太湖从西部的山地获得来水，却不利于太湖向东往江海的排水。从北宋以来，太湖以东的水利问题基本都是农田水利问题，自11世纪郏亶的水利学说开始，治田和治水的关系一直是论太湖治水的要旨之一。②从北宋到南宋时期，随着水环境格局和地域开发格局的变迁，官方常以治田凌驾于治水之上，南宋至元代的官方水利经营，实质上成为官府与富户之间利益妥协的结果。③明代前期，太湖流域上游改筑东坝等大工程的实施，令太湖来水情势发生突变，促使太湖以东以黄浦江为泄水主干的局面最终奠定，形成了江南水利的新格局。这一新格局伤及太湖以西的地方水利，却换来太湖向东泄水的稳定趋势，它改变了江南圩

5、田开发的水环境，也提供了太湖以东进一步围垦土地的便利，水利徭役等赋役制度的改革亦由此展开。④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派浚水利的具体实施，前提是明确怎么派浚，怎么组织的问题，这就与农田、人户的赋役编制捆绑在一起了。与圩田水利有关的劳役摊派方式，以及田赋征收细则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江南土地开发的导向，以及土地经营者的投资与投机策略。不同时期作为开发对象的土地，其地貌属性和赋税特质同样需要我们深入考察。我们首先关注作为开发对象的田地。明代江南官、私文献中提及不少所谓的“荒地”、“荒田”或“不耕之田”，这些土地固然有许多是从宋元时期延续下来的低乡大圩田中的

6、地势最低洼的积水地，或者是冈身以东比较高阜、灌溉不足的“斥卤之地”，但也有很多属于所需成本高而产出歉薄的土地。这些“荒地”并非一直无人耕种，有很多是一度成田却因赋税居高不下、开垦者负担不起所导致的人为抛荒田地。荒田的出现一直与赋役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永乐以后，里甲人户逃亡、大批耕地抛荒、税粮逋负的现象较为严重，而豪强大户强占抛荒地而不交税粮的现象亦屡屡有之。因此，宣德改革时的“开荒”政策，并非为了集约化开发耕地，而主要是为了解决抛荒逃赋，先是招徕人户，给与税收优惠条件，令其耕种贫户逃绝后留下的“无主”荒地；然后，既保证重新开垦的耕地不被富户占种兼并，也将

7、新开田地登记在册，防止垦荒户采取“游击战术”，故意再度抛荒以逃避正常赋税。宣德年间应天巡抚周忱就曾说：①参见陈吉余：《長江三角洲的地貌發育》，《地理学报》25.3；郑肇经主编：《太湖水利技术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第2-7页；［日］海津正伦：《中國江南デルタの地形形成》，《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史學36（名古屋：名古屋大學文學部出版，1990），第231-245页。②谢湜《11世紀太湖地區農田水利格局的形成》，《中山大學學報》2010年第5期；谢湜：《11世纪太湖地区的水利与水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③谢

8、湜：《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12-14世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