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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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析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以《物权法》为视角摘要：关于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存在四种见解：无效说，效力待定说以及完全有效说与“效力待定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说。其中，完全有效说日益占据有力地位。在物权法颁布及民法典制定的大背景下，本文以民法的价值论为基础，重点考察了无权处分合同效力所引发的民法体系化问题，结合日常的经济生活对四种学说作了批判性的综述，提出“原则有效，例外情形无效说”，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三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关键词：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物权法；体系化一、无权处分制度体系的理顺：合同效力的体系考量无权处分，王泽鉴先生称之为“法学上的精灵”即无处

2、分权而处分他人财产。关于此定义，一直存在是否承认“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争议此两概念为德国法上特有。所谓负担行为，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债权合同；所谓处分行为，是指履行债权合同所规定的义务并导致标的物物权变动的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在我国，“处分行为”与德国法上的“处分行为”意义不同，可以认为是德国法上的“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统一体。。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第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此条表明我国相关立法已采“

3、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关于无权处分，王泽鉴先生将其定义为：无权处分人以自己名义，就（他人或者自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行为。参见王泽鉴：《民法债编总论·不当得利》，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34页。此定义与王利明教授所主张的“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7页。”有不同之处。前者强调无权处分的物权变动效果，后者则认为无权处分行为即无权处分合同。这种不同体现的正是我国台湾与大陆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的不同。依通说，构成无权处分行为须具备三大要件：行为人实施处

4、分行为；行为人以自己名义实施了处分行为；行为人无处分权。参见宁红丽：《无权处分与不当得利》，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理论争议问题——无权处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336页；戚兆岳，《无权处分的若干问题》，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理论争议问题——无权处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251页。在调整对象上，无权处分制度调整包括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无权处分人与权利人和权利人与相对人三层民事关系。为进一步明确无权处分制度的研究范围，梳理其与民法其他制度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列举如下：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合同效力、违约责任、瑕疵担保、缔约过失责任）；

5、无权处分人与权利人（侵权责任、无因管理、不当得利）；权利人与相对人（善意取得、物权变动）。7在三层关系中，无权处分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是引发无权处分系列理论难题的前提，是无权处分制度的基本。该合同的效力作为一个多元的价值判断，涉及面极广，与以上制度相协调，涉及到民法体系的逻辑思考，涉及民法的体系性和逻辑自洽性，涉及到民法的安定性价值和说服力。参见马特：《无权处分效力辩》，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理论争议问题——无权处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尤其在物权法得以制定的今天，民法体系化要求便是判断其优劣、立法技术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法典是

6、为中等智力的普通人制定的”。这意味着法典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认知功能。要具备这种功能就必须实现法典的内在体系化建构。因为体系化使得法典所包括的法律规范不再杂乱无章，而是井井有条，使人民可以遵循一定的条理而循序渐进地认识和了解法律。参见薛军：《民法典编纂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载《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合同法》51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该条是有关合同效力的一个条款，但是出于各种原因（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立法者基于法律体系的思考），未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作详细而明确的

7、规定，而造成理论和实务上的种种分歧。本文将立足于《合同法》51条所规定，并结合《物权法》相关规定，重点考察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对此略作体系化思考。二、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理性分析：代表学说的批判关于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我国学说存在四种见解，现分析如下。（一）无效说无效说认为，无权处分人无处分财产的权利能力，即主体不合格，从而推出无权处分合同欠缺生效要件。这是我国司法实践长期采用的做法，只有在权利人的追认或无权利人事后取得处分权，主体要件得到补正，合同方生效。转引自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