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版权同盟论争与近代中外版权条约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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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中版权同盟论争与近代中外版权条约话语冯秋季（新乡医学院社科部河南新乡453003）【内容摘要】19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日本国内展开了一场关于是否向中国索要版权同盟的论争。这场论争直接催发了1902~1903年中日商约谈判中日本版权保护条款的提出，形成了日本向华索要版权同盟的要件，也进而影响了中美商约谈判中版权双边互保的话语形态与内容。清政府与日、美签订的有条件支持和有限保护版权条款，是近代以来中国版权国际保护历程上独有的话语，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了有利的交流平台。【关键词】中日版权同盟；中外版权交涉；版权条约话语1899~1902年，围绕是否向中国索要版权同盟，日本国内曾展开过一场论争

2、。这场论争与影响近代中国几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外版权保护话语，是紧密关联的两件事情。仅知前者，将无法想象由一场规模不大的论争所蔓延开来的国际影响；仅谈后者，将无从得知近代中外版权保护话语的来由。据笔者所知，学界对日本国内这场版权论争的研究，仅见李明山《19-20世纪之交日本关于中国实施版权制度的论争》（《出版发行研究》2002年第10期）一文，但该文主要详述论争的经过与双方持见，没有阐明论辩对中日、中美版权交涉的影响；而且，对影响中外文化、科技交流近半个世纪之久的版权条款的形成背景，至今无人论及。一、日中版权同盟的利益与道义之辩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掀起了一股译介和学习西方文化的潮流。它对日本的近

3、代化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满。1894年，为了取消江户时代末期与西洋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政府答应美、意、德、法等国，在五年之后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将日本版权保护的客体扩大到同盟各国著作者的权益。但同时，为了能继续更多、更快译介西书，日本又规定：对于外国人的著作，日本人的翻译权不受限制——除非作者在原著颁布10年之内翻译或者已经授权别人翻译。也就是说，它对外国作品采用“禁版不禁译”原则。————————————【作者简介】：冯秋季（1969-），女，汉族，河南武陟人，新乡医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4、，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知识产权史，已发表相关论文7篇.8但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也注意到了晚清知识界对日本书籍的“占有”之势。这是一些日本人无法忍受的。日本教育界对这一问题最为敏感。1899年春，日本一教育家在《东洋经济新报》上撰《论布版权制度于支那》一文，认为东洋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经营支那四百余洲”，“最急之务，当择与支那人脑质相宜之教科书，广译而流布之”[1]48，然欲办此事，则当移版权制度于支那，因为一旦与中国更订条约，布以版权，则日本“著述家权利可以保护，报酬可以相当，前者千万人购读之书，今忽增而有四万万人购读”[1]49，则日本著述家之位置，可以与欧西著述家相颉颃。不过，他在此强

5、调应该授予版权的，仅指日本人的著述、译印之件，且话语对象仅为教育界人士比较关注的教科书。由于日本当时刚刚加入国际版权同盟，国人正深感译事阻艰，发展不便，对这一论述并未过多注意。然而，三年之后，由于日本政界的挑动，日中版权同盟问题再度泛起，并引发了一场国内论争。1902年，日本继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之后，也向清政府提出修改商约要求。为了实现在华利益最大化，3月5日，日本前内阁总理大隈重信在《太阳报》上专门撰《论改订中国通商条约》一文，呼吁“我政府，我国民，当中国北方之乱，诚可谓忠勇义烈，无愧军队战胜之荣，和局既定，又得极盛大之市场，以扩我国之商权，以增进国权国利，不可谓非千载一时之遇。今

6、当改订通商条约，凡我国人，其再四思维，毋稍遗漏，而误国家百年之大计也”[2]72。大隈重信的攫取态度，直接刺激了日本外交家、经济家天野的思考。他随即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布版权制度于支那之策》一文，以日本三十年前之文明进步得益于福泽谕吉《西洋事情》等书为例，认为“中国改革之策，最重要的是使全国之民有经世实用的新知识；而有著作新书之技能者，非支那人，亦非欧美人，则我日本人是也。故日本书籍之输出，正所以补此缺乏，而助成支那文明之运也”[3]25。在此借口下，他明确倡议日本外务当局应积极促成此事，以铢积寸累，推进日本贸易额的增长。他同时认为，求日本著述业发达的途径只有一条——“以日本之出版物

7、，或仍其原文，或译为汉文，求读者于支那四万万人之中”[3]24。作为一名外交家和经济学家，天8野实过自负。中国的文明进化，需要有开放的态势以博采众取，但主角绝不应该是日本人。他的这番“好意”表述，也不过是为了从伦理上赢得支持而已。实际上，他助推中国文明为虚，谋求日本商业利益为实，他随后的《支日版权同盟之利益及当局之惰慢》一文即暴露了他此时的虚伪。他在批评日本外交当局对中日版权同盟一事“荏苒至今，不见实行”[4]27后，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