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_苏轼文集校注_献疑_莫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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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书与批评读《苏轼文集校注》献疑莫砺锋2010年6月，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苏轼的诗集、词集与文集三个部分，其中尤以《苏轼文集校注》的成就格外引人注目。与前人的注释已相当详尽、编年也相当完备的苏轼诗集、词集相比，苏轼文集的校注堪称苏轼研究史上筚路蓝缕的重大事件。《苏轼文集校注》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三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堪称苏文功臣。对此，笔者已撰《苏轼文集校注：苏轼研究史上的重大事①件》一文予以论述。然

2、而千虑或有一失，百密难免一疏，本书篇幅浩繁达十一巨册，恐亦难免错误或疏漏。现将笔者阅读《苏轼文集校注》时随手摘录的疑惑整理成文，以供读者参考，并希望对校注者修订此书时有所裨益。一、考订编年《苏轼文集校注》（以下简称《文集》，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在考订编年方面成绩卓著，但也偶有考订欠精之处，例如卷五七《与段约之一首》云：“蜀江湍悍，卒夫牵挽，最为劳苦。若一一以钱与之，则力不能给，故不免少为此耳。事有疑似，人言良可畏，得公一言则已。”《文集》注云：“疑为治平三年（1066）送父丧归蜀时作。”

3、（第6294页）按：苏轼送父丧归蜀，确在治平三年。然此书乃追述往事，非当时所作。书中言及“人言良可畏”，当指苏轼因送父丧归蜀而遭诬告之事，《文集》卷三二《杭州召还乞郡状》（作于元祐六年）中曾回忆其事：“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御史知杂谢景温，首出死力，弹奏臣丁忧归乡日，舟中曾贩私盐。遂下诸路体量追捕当时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证。但以实无其事，故锻炼不成而止。”（第3375页）此事发生于熙宁三年（107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载曰：“（八月）六日，事下八路，案问②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所

4、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卒无其事实。眉守兵夫乃迎候新守。”由此可知苏轼因父丧还蜀而受新党攻讦，故作书与段缝以自解，此书当作于熙宁三年。《文集》编年致误的原因或是未细读文本并深考其写作背景。另一种编年有误的原因可能是不明物理，例如卷五七《与毅父宣德七首》之七云：“日至阳150读《苏轼文集校注》献疑长，仁者履之，百顺萃止。病发掩关，负暄独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文集》注云：“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作于北归途中。……本书云‘日至阳长’，其为五月所作无疑。”又注云：“又书中曰‘负暄独坐’，涉笔

5、亦夏景。故云。”（第6306页）今按“日至”既可指夏至，亦可指冬至。而“阳长”之“长”字，乃“增长”之义，故此处“日至”当指冬至。至于“负暄独坐”云云，正为典型的冬景，安得谓之“涉笔亦夏景”？《文集》在编年时或未细思。还有少数作品的编年不够稳妥，例如卷六七《书司空图诗》，《文集》注云：“元丰七年（1084）四月作于九江庐山。据本文‘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之语，当作于游庐山之时。”（第7580页）今按苏轼于元丰七年四月游庐山之事属实，但细味“尝”字，乃追忆往事之语气，恐只能说此文作于游览庐山之后，

6、而不能定为当时所作。又如卷五六《与陈大夫八首》之三，《文集》系于元丰五年（1082），理由是收信人陈轼原为黄州知州，苏轼于元丰三年谪至黄州后与之相识，当年秋陈轼即罢任归临川，而此书中言“奉违如宿昔耳，遂两改岁”，故当作于元丰五年。此说可从。接下来的《与陈大夫八首》之四，《文集》注云：“约元丰五年作于黄州。”（第6252页）此说可商。因此书中言及“唐守常相见否”，今检《宋两江郡守易替考》引《抚州志》：“唐砥，通直③郎。元丰三年至元丰四年任郡守。四年石温之来代。”“唐守”即指唐砥，其人在元丰四年罢抚州

7、知州任（抚州即临川），如苏轼此书作于元丰五年，不应言及“唐守”，故此书宜系于元丰四年。此外，有些苏文的编年向有异说，《文集》在考核取舍时或有不够谨慎之处，例如卷一九《桄榔庵铭》，此文为记录苏轼在海南之艰苦生活及乐观精神之重要文本，向来受人重视。但是其作年则存在异说，《文集》虽已参校众说而作平亭，但其编此文于绍圣四年（1097）的结论仍值得商榷。《文集》注云：“绍圣四年（1097）冬作于昌化军。《苏诗总案》卷四二谓元符元年（1098）苏轼因被逐出官舍，无地可居，遂于桄榔林下就地筑室。……今案，据苏辙

8、《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绍圣四年贬昌化军，‘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土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此即桄榔庵。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均将买地筑室之事系于绍圣四年。今考苏轼《与程秀才三首之一》云：‘去岁僧舍屡会，当时不知为乐，今者海外岂复梦见。……仆离惠州后……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程秀才乃程儒，绍圣三年谒苏轼于惠州嘉祐寺，故曰‘僧舍屡会’。苏轼作此书时，桄榔庵新成，既言僧舍屡会为‘去岁’之事，则新居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