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抵制低俗文化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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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抵制低俗文化之风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抵制低俗之风”的命题,由此也警示我们要对抵制低俗文化之风高度重视,深入思考。一、低俗文化的本质在于其低俗精神学界关于低俗文化概念的解读,散见于有关的文章中,还没有比较成熟的定义。总体上看,有三个相关的观点值得商榷:其一,认为文化可以分为高低不同的三个层次,其从高到低依次为雅文化、俗文化、低俗文化;雅文化或高雅文化不存在低俗问题,只有在俗文化中才存在低俗;甚至有意无意地把雅文化等同于芭蕾舞、交响乐、西式歌剧等“洋文化”。其二,对低俗文化概念的解释大多停留在关于宣扬色情、暴力、低级趣味等文化现象的描述上,没有关注到低俗文化的精神本质。其三,在探讨雅文化、俗文化或低俗文化的概念时,主要局限于对广播电视2 文化、文学艺术文化、舆论宣传文化等这些显性的精神性文化领域的考察,没有从“大文化”的视角界定低俗文化的外延。由于这三个观点都是在研究低俗文化概念时不能忽略的问题,所以有必要稍作逻辑上的梳理。第一,雅文化和俗文化不是表达某种文化的进步性质或落后性质,而是指向文化形式或样态,表达的是社会文化形式或样态的成熟和完备程度:雅文化是指成熟、完备的文化形式,俗文化是指不成熟、不完备的文化形式。所谓文化形式的成熟、完备,即某一精神的或物质的文化样本符合它所属的文化形式公认的规范和要求,代表这一文化形式在这个时代的较高或最高水平,即所谓的经典、传世之作。所谓不成熟、不完备,是指精神的或物质的某一文化样本虽然包含相应的文化要素,但还处在自发的、初始的、比较素朴状态的文化形式。这里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不仅是包括精神形态的文化,也包括技术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是有区别的统一,它们共处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中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相互作用:俗文化是雅文化的基础和源泉,雅文化是俗文化的飞跃与升华;雅文化对俗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第二,低俗文化是指文化品质低下、具有某种落后性质的文化;它与高尚文化、进步文化相对。判定一种文化对象的品质或性质是属于文化精神层面的问题,即关于文化精神性质的判断。文化精神是指一种文化形式、文化模式或文化体系中所蕴含的知识观念、价值体系、审美3 意识、道德情操、生活情趣等各种精神要素的总和。正是从文化精神的层面,我们才能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精神有正确与错误、高尚与低下、进步与落后之分,亦即“真善美”与“假恶丑”之分:高尚文化、进步文化就是“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的文化,低俗文化、落后文化就是“贬斥‘真善美’、张扬‘假恶丑’”的文化。第三,广义讲,人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本质上都是文化的存在,只是其存在的文化形式各有不同,如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风气文化、物态文化;显性文化、隐性文化;家庭文化、职业文化、生活文化、娱乐文化,文化风气、文化习惯,等等。在一个社会的文化体系中,不同文化形式之间必然存在着使之相互贯通的共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文化精神。低俗文化的本质就在于其低俗精神。现实生活中的低俗文化不仅存在于广播电视、文学艺术、舆论宣传等显性文化领域,而且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低俗文化精神说到底是现实的“低俗人”的低俗精神“,低俗人”的活动延伸到哪里,低俗文化就会展现在哪里。二、低俗文化精神的现实表现“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不同社会历史阶段有其具体的特点。在当前情况下“,假恶丑”的低俗精神有多个视角、多个层次的不同表4 现,从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的层次看,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奢靡享乐的人生精神。人生是需要精神的,但有的人生精神是高尚的,有的则是低俗的。“吃喝玩乐”是人类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基本方式,是“世俗人生”之必需“,世俗”不等于“低俗”;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度的“享乐”亦无可厚非。但一味奢靡享乐就是不折不扣的低俗了。奢靡享乐精神驱使下的奢靡之风表现为过度贪恋吃喝玩乐、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胸无大志、及时享乐、得过且过;追求高档、迷恋豪华、过度消费;铺张浪费、相互攀比、炫富斗富等等。当下,奢靡之风在行为风气方面主要盛行于公款消费者群体中,改革开放新时期先富起来的富人群体特别是“暴发户”中,有一定工资收入的城市年轻人群体中;在精神层面对青少年学生群体的影响也呈蔓延之势。在广告文化、娱乐文化方面,这些文化形式通过“豪华”、“帝王”、“至尊”、“高贵”之类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的展示,把奢靡享乐的文化精神大加张扬,从而不断激活和放大着人们的享乐欲望,诱导着人们的享乐观念。第二,唯利是图的职业精神。劳动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以相对稳定的专业分工为特征的职业活动是当代人类劳动的基本形式,通过职业性劳动获得合法的物质利益,其本身是完全正当的、必须的。然而,在职业利益群体多元化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职业利益的合法性为人们以职业的名义赚取不合理乃至5 不合法的物质利益提供了可能。唯利是图的职业精神把以职业的名义获取个人或单位的最大利益作为根本宗旨和唯一目标,个人或单位的一切职业活动都是为着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或本单位的利益。这种职业精神驱使人们把职业作为单纯的赚钱手段,形成了以唯利是图为主要特征的低俗职业文化。从整个社会的职业文化、职业风气方面看,唯利是图表现为:职业人从事职业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别无追求,评价个人或单位工作成效大小的实质性标准是获取利益的多少;职业行为基本不顾及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在本职业活动范围内可以公开规避法律、纪律,甚至可以集体作弊、弄虚作假、边缘违法。在这样的职业理念、文化氛围下,合乎逻辑地产生了公共权力、公共资源行业化、私有化现象,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职业潜规则”。这些潜规则无一不是为“职业利益”服务的。第三,去思想化和泛娱乐化的娱乐精神。娱乐通常有两层意思:静态上指人的愉悦、喜悦、高兴、快乐等精神状态或者心境;动态上是指能够引起自己或者他人愉悦、快乐的活动,即娱乐活动。“去思想化”的娱乐精神,就是把娱乐和思想对立起来,以娱乐来淡化、屏蔽或排斥人的思想、理性尤其是意识形态,其实质是反理性的类似动物式的“愚乐观”。人的娱乐“去思想化”的可能性是由人的娱乐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一方面,人的娱乐感是通过感官感受“美的形象”并与人脑中的审美观念相结合实现的,其心理过程表现为形象思维。娱乐的这一形象化特征使6 得其本身就具有屏蔽思想、排斥理性的内在趋势。另一方面,人的娱乐能力(感受“形象美”的能力)是从高等动物的“感性能力”发展而来的;同理性思维活动相比,人的娱乐能力更趋向于接近高等动物的感性能力,更趋向于省“心”;而越是接近于动物式的感性快乐,就越是使人思想懒惰,其情趣也越是向着色情、打斗、血腥、玩耍、嬉闹等方面聚焦。这就使得本来应当渗透着思想和理性的人的娱乐有了“去思想化”的可能,这种可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即可成为现实,使娱乐“愚乐化”。所谓“泛娱乐化”的娱乐精神,是指以娱乐的方式对待非娱乐性事物或活动的观念和心态,表现为过度贪恋娱乐和社会文化娱乐化,如电视娱乐化、网络娱乐化、知识娱乐化、学术娱乐化、新闻娱乐化、历史戏说化。这种“泛娱乐化”一旦同“愚乐文化”相结合,即会形成一种以“逗你玩”为主基调的“愚乐至死”的低俗境界。三、抵制低俗文化之风需要逆“风”而上在现实社会中,低俗的人生精神、职业精神和娱乐精神相互渗透,构成一种低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以至于悄然形成低俗文化之风,并呈积重难返之势。我们要站在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高度,正视低俗文化之风的存在及危害,激流勇进、逆“风”而上,更加自觉地抵制低俗文化之风。目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从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理直气壮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7 系建设,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科学化水平;坚决扭转那种“低俗文化其势汹汹、高尚文化羞羞答答”的尴尬局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抵制低俗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的根本。要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广泛宣传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深入研究和科学阐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刻内涵、重大意义和发展规律;要科学把握抵制低俗文化与建设高尚文化的关系,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同时,坚决揭露低俗文化的深刻危害,形成抵制低俗文化的强大舆论。第二,把提高“职业文化人”的整体素质和提高全体国民的整体素质相结合,形成高尚文化生产与消费的良性互动,改变高尚文化“叫好不叫座”的局面。从低俗文化存在的人的因素看,一方面,一部分“职业文化人”或见利忘义,或情趣低俗,或文化境界不高,导致大量“文化供给”品质低下,甚至在某些领域近乎形成“文化垃圾场”;另一方面,社会上又的确存在某些人沉溺于低俗文化、追捧低俗文化的现象。这就使得低俗文化的“供需”双方情趣相投,互为条件、共生共存。同时,有相当多的民众虽然在思想上不赞同低俗之风并有所忧虑,但总体上采取无奈、容忍或者麻木不仁的态度,这在客观上也起到纵容低俗文化不断蔓延的作用。由此可见,低俗文化风气的存在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集中凸显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文化素养整体不高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建设高尚文化、抵制低俗8 文化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要改造这样的文化生态,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坚持不懈地提高包括“职业文化人”在内的全民的文化素养,既要培养高尚文化的创作生产群体,又要培养高尚文化的消费群体,构建高尚文化的大众化基础,不断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大众需求的拉动力。第三,全面加强职业文化建设,继续深入开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研究和教育,有效抵制职业低俗之风,净化职业文化风气。在不同职业之间,其低俗之风的表现也各有特点,应突出重点、区别对待。如,对党和国家机关的职业人员来说,要重点抵制情趣低俗、阿谀奉承、吹吹拍拍、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等低俗观念和作风;对出版、广播、电视、网络、文艺、娱乐、广告、旅游等领域的职业人员来说,要重点抵制那种放弃社会责任而刻意迎合低俗、肆意制造和传播低俗文化的职业观念和行为;对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企业特别是食品药品生产销售企业来说,要重点抵制见利忘义、以次充好、制假售假、坑蒙拐骗等严重损害社会诚信、危及人民群众财产和生命安全的恶俗职业风气。只有职业低俗之风得到有效抵制,整个社会的低俗之风才会真正被遏制。第四,充分发挥法律、纪律、政策等手段的强制性作用,强力遏制低俗文化风气的蔓延。要研究低俗文化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从文化自觉的高度深刻反思,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做好“亡羊补牢”的工作。尤其要加紧文化法律、文化纪律和文化政策方面的建设,改变在这些层9 面存在的重经济轻文化、“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要围绕如何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如何完善文化产品质量审查制度,如何加大对“治黄贩黄”、“制假售假”等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如何把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建设落到实处等课题,深入研究,建立标本兼治、科学严谨的抵制低俗文化的法律、纪律、政策体系,并认真贯彻落实,形成抵制低俗文化、弘扬高尚文化的稳定体制机制。(本文执笔:周玉清王少安选自2012年3月22日《光明日报》)10 西方在滥用“人民”概念沈丁立“人民”的概念来自于19世纪从俄国兴起的民粹主义，它反映了世界的平民化理想。“人民”这个词从一落地，就是作为“精英”的对立面出现的。然而我们发现，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人民”却成了一个被用得很滥的词：平民者用，精英者也用；弱势者用，强势者也用。“人民”在很多场合沦为一种政治语言和策略。比如，冷战结束以来，唯一超级大国失去了原先主要的军事竞争者，美国和北约集团乘机调整联盟指针，将安全责任扩大到了保卫“人民”，将集体安全的施用对象延伸到北约区域之外。于是，人们看到，以美国为首的新北约在“人道主义”大旗下，在没有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南联盟发动军事行动，促成了科索沃的分离。此后，北约再次以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在利比亚大动干戈，武力推翻了利比亚政府。而今天，他们对叙利亚的干涉打的同样是“保护叙利亚人民”的旗号。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则将所谓“保护人民”的实践推到了极致。美国在遭受了“9·11”恐怖打击后试图寻求报复，但美国对伊拉克的“先发制人”并无伊拉克政府参与“9·11”袭击的事实，也无伊拉克政府在2003年时正在发展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证据，也无安理会授权。美国11 执意开战，原因就是认为伊拉克当局是“邪恶轴心”，美国有责任推翻萨达姆政府，“解放伊拉克人民”。目前，这种自称代表“人民”的现象有泛化之势。普京和巴沙尔的反对派都自称“代表人民”，并结成了反政府的联合阵线。不仅在上述政局变迁的问题上各方势力大打“人民”牌以争夺正当性，一些国家在贸易保护问题上也俨然以人民权益代言者自居，以“人民”的名义公然违抗自由贸易规则。那么，上述自称保护人民利益的所言所行是否真正实现了人民的权益呢？先看伊拉克战争。伊拉克多数人并未请求美国去“解放”他们。在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民众确有一些人感觉不甚自由，但美国发动的军事行动给伊拉克带来了严重动荡与数十万人员死亡，使更多伊拉克人失去生存权利，这样的倒萨战争究竟是防范了还是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呢？利比亚和叙利亚人民要求变革，值得各方理解。但这些国家的根本命运，应该由“本国人民”决定，外国不应武力干涉。我们既不愿意看到这些国家的政府方面以“人民”名义造成人道主义危机，也不愿意看到反政府力量以“人民”名义同样造成人道主义灾难，包括引入外部势力充当利益相关者，从而使危机局面更难解开。在国际贸易领域也应慎打“人民牌”。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已在不同程度上密切相连。世界贸易不仅要服从国家利益之需求，也必须按照世界贸易之规范，遵守通用的游戏规则。为了“本国人民利益”而不惜违规，12 从而伤害“其他国家人民利益”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以保护“人民”的名义而违法或超出授权对他国动用武力的，或者打着“人民”旗号而不遵守现行国际规则的，往往是经济和军事发达的大国。在泛“人民”化的逻辑实质上损害了他国利益的同时，这些国家也在经常地伤害着自己的一些根本利益。比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促其债台高筑的原因之一，在美国经济殃及全球经济，给全球人民造成危害的同时，也给美国人民造成实际的巨大经济负担，不仅如此，其发展模式的信誉度受损更将是今后几代美国人民无形的负资产。（选自2012年3月22日《环球时报》）13 警惕西方“新干涉主义”的蔓延辛俭强一年前的3月19日，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发动了名为“奥德赛黎明”的军事打击，以武力方式推翻了卡扎菲政权。这场战争成为西方国家强行武力介入一个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一个新“范例”，“新干涉主义”成为笼罩在国际关系中挥之不去的一块阴云。“新干涉主义”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与以赤裸裸的武装侵略、军事颠覆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干涉主义相比，“新干涉主义”披着合法的外衣，抢占所谓道义制高点，为其干涉行动“正名”。在军事打击利比亚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借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设立禁飞区之名，打着“维护人道主义”和“保护平民”的旗号，通过武力干涉颠覆了卡扎菲政权。可以说，利比亚是西方“新干涉主义”的试验场。令世人不安的是，西方大有继续推行“新干涉主义”势头。人们注意到，西方国家已经将叙利亚列为继利比亚之后的又一个目标，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其“终极目标”。为尽快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试图将“利比亚模式”复制于叙利亚，如同利比亚问题一般，将叙利亚问题国际化，如将叙利亚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表决；推动举行“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等等。14 其实，所谓“民主”“自由”，只是西方“新干涉主义”的一个幌子。“老干涉主义”也好，“新干涉主义”也罢，就其本身而言，两者没有本质性区别，都是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目的是维护西方的战略利益，唯一的区别在于后者更具迷惑性。无论西方怎么狡辩，都无法抹去“新干涉主义”给当事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在利比亚，除战争造成两万多人死亡外，至今仍有数万人流离失所，5000多个大小武装组织各自为战，政治和经济重建进程举步维艰，分离主义更是严重威胁着国家的统一。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对那些打着人权旗号发动战争的干涉者们绝妙的讽刺吗？“新干涉主义”在国际上也不得人心。《联合国宪章》强调主权平等、反对武力干涉一国内政原则。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在国际关系中不应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应通过外来干预去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权。这样的原则立场符合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叙利亚之友”在其最近一份声明中明确宣布“反对任何形式的军事干涉”，也就不难理解了。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和平、发展、合作依然是时代潮流。“新干涉主义”不仅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相违背，而且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因此，对“新干涉主义”的蔓延要时刻保持警惕。（选自2012年3月24日《环球时报》）15 为筹资多国高官私会富豪索回报各种势力捐赠巨款政治献金：西方竞选制痼疾“捐款25万英镑，你可以得到什么？不仅是与首相一起吃饭，这笔钱还意味着你的观点将成为政府的新政策。”在英国保守党“觐见门”丑闻曝光后，英国《太阳报》27日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英国人会对这种政坛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如此愤怒。在西方比谁花钱多的选举政治中，政治献金被认为是政客们离不开的“润滑剂”。随着每隔几年的大选来临，各种政治献金丑闻也周期性地成为西方国家选前的焦点。法国总统萨科齐不久前被爆曾接受卡扎菲数千万欧元的捐款；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公开抨击高等法院通过的“政治献金不再设上限”裁决会“导致金钱政治泛滥”；在日本，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执政期间，因献金丑闻下台的首相和高官“前仆后继”。法国学者贝雷2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称，无论怎么说，这种金钱与权力的交换都是一种贿赂，但当90%的政客都在玩这种游戏，并通过法律允许时，这种“公开的腐败”也就成了荒唐的合法存在。献金丑闻随选举定期爆发“要赢得选举，需要两样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曾经在19世纪末用大量政治献金帮麦金莱赢得1896年美国大选的金融巨头马克·汉纳的这个观点16 在100多年后的西方政客中仍非常时兴。在日前英国保守党内阁爆出政治献金丑闻后，尽管担任保守党财务主管的彼德·克鲁达斯立即辞去党内职务，卡梅伦26日也公布在私宅宴请的政治献金捐献人名单，但英国媒体仍然抓住不放，这场风波闹得越来越大。此前不久，一些英国富豪曾公开呼吁政府向自己收税，但私底下英国富人们真这么无私吗？《太阳报》在社论中质问，英国执政党与捐献人的私人聚会是否对政府做出的下调高收入者个税征收上限的决定产生了影响？许多英国媒体呼吁对此事进行独立调查，而不是保守党的内部调查。《每日电讯报》说，献金门事件最大的影响是再次让人们关心起政党和政客们的资金问题，这一问题在工党执政期间就是复杂的问题。对反对党的穷追猛打，英国副首相克莱格称，其他党派也存在违规举行筹款餐会的问题。英国2008年曾爆出时任首相的工党领导人布莱尔“政治献金”丑闻。当年，在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F1)老板伯尼·埃克莱斯通秘密捐给工党100万英镑后，布莱尔亲自要求免除F1禁止接受烟草生产厂商广告的规定。对于频频发生的政治献金丑闻，《卫报》引述一名读者来信说，英国老百姓透过“献金门”终于看到这些政客究竟在忙什么“？他们始终周旋在富裕朋友的圈子里，根本没时间顾及老百姓的死活”。英国最新的民调显示，2/3的英国受访民众认为，这些党派都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政党”。事实上，政治献金丑闻在西方并不少见，每到选举前，这样的丑闻都会爆出不少。3月12日，法国新闻调查17 网站Mediapart公布了一份政府简报记录，显示萨科齐在2007年竞选总统时曾接受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提供的5000万欧元献金。包括前总统希拉克在内的几名法国政客也曾由于涉嫌收受来自非洲国家的政治献金受到巴黎高等法院的调查。在美国，最高法院于2010年中期选举前废除了大企业向政客提供政治献金的上限，允许其随意资助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的候选人，引发了美国舆论的激烈争论。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抨击这是“劫持美国的民主”。在日本，去年10月，首相野田佳彦被爆收取在日韩国团体的政治献金。此前，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民主党元老小泽一郎、前外相前原诚司都因政治献金丑闻被迫下台。献金活跃西方“政治市场”“政治献金丑闻暴露出什么？”美国雅虎新闻网称，即便在英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这样的丑闻表明可以收买“民选”官员，而且你出的钱越多，你接触到官员的级别就会越高，甚至你的观点还可能被带进唐宁街10号国家决策圈子里。文章称，要想解决政治献金乱象，必须推动更大程度的透明，给捐款设定最高限额，否则政治将存在受一小撮富翁左右的风险，这只会破坏英国的民主制度。不过，在所有西方国家，政治献金都是政客们离不开的。路透社称，2010年英国保守党公布的政治献金收入仅3200万英镑，工党为2000万，尽管数额巨大，但这些钱仍入不敷出，几乎每次选举都会爆出政治献金案丑闻。18 在美国，2008年大选期间有关选举的开支近60亿美元，其中10亿美元来自大企业的政治活动委员会和各种游说集团。在日本，一名国会议员平均每年的支出高达1.2亿日元，而其平均年收入不过4000万日元。如果想竞选成功必须依赖政治献金。日本《读卖新闻》26日评论称，不论是欧美国家还是日本的政客们，在竞选的时候都需要大笔资金。这些资金的筹措往往都是以向大财团或者富豪阶层许诺各种优惠政策作为交换条件，获得他们的资金支持和选票支持，否则就无法在选举中获胜，这是制度上的缺陷导致的问题。日本《周刊现代》杂志分析称，在实行竞选的国家，政治献金对于竞选过程和党派运转是不可或缺的。选举的设计是要将选民的观点转换成对领导者的选择。但金钱是资源，是动员选民必不可少的部分。同时，政党的运转也需要资金，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政治献金。可以说政治献金是两党或多党制国家中政治活动的经济支柱。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搞政治离不开献金；对捐献的企业或个人来说，献金则是为了政治，通俗地说是“押宝”，对自己“看好”的政党和竞选人进行经济支持，以期其胜选后在政策方面多照顾捐献者的利益。这就是“政治市场”，献金就“活跃”于这样的“市场”。对各种捐献巨额资金的势力来说，捐赠政治献金当然不是“免费”的。在2000年美国大选期间，得克萨斯州一个名为“得州人支持公共正义协会”的筹款委员会有成员212名，专门为小布什竞选筹集资金。据统计，他们每19 人筹得的款项都在10万美元以上。布什上台后，该委员会共有43人谋得要职，出任内阁部长的就有两名。此外，政治献金捐往往左右着国家的政策。当年布什政府做出拒不执行防止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时，有美国媒体称这是政治献金在作怪，因为从这一决定中受益的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等多个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大公司，都是布什竞选时的主要赞助者。“灰色法律”造就“公开腐败”在西方，为了避免政治献金的收受与利益输送牵连在一起，各国的立法对政治献金都进行了限制。在德国，《政党法》规定，个人向政党捐赠超过1万欧元，政党必须在财务报告中注明捐赠者姓名、地址以及捐赠数额。在日本，向政客个人捐献资金原则上是被禁止的，只能捐给该政客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且单笔超过5万日元（合人民币3500元）就要被记录并受监督。尽管有各种法律规定，但要真正规范政治献金几乎不可能，因为相关法律总有些灰色地带或漏洞可钻。在日本，虽然所有针对政治家个人的捐款行为全被禁止，但各政党的地方支部仍可以接受捐款。于是，各政党都广开地方支部，政客就可以以地方支部负责人的名义接受政治献金。依照1974年美国《联邦竞选法》，个人每年所允许捐献的资金总额在2.5万美元以下，捐款超过200美元的都要有详细记录，这些有监管记录的钱被称为“硬钱”。企业或工会被禁止直接出资给个人竞选。不过，企业可以20 组成政治行动委员会等资助选举，这类捐献被称为“软钱”，其数额不受限制。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借助一起诉讼案公开取消了企业向政客捐款的上限，使得特殊利益集团买通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合法化。奥巴马称，这是“给政坛特殊利益集团资金开了绿灯，这是大型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医疗保险公司和其他实力雄厚集团的一次胜利，这些集团每天都在对华府施加压力，让老百姓的声音得不到关注”。西方政客在政治献金问题上“不干净”，一直是民众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政客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日本媒体评论员大村浩志2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黑金政治”问题时表示，政治竞选和党派运转依赖政治献金，捐赠者与政客存在利益交换，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政党中都普遍存在。从表面上看，政治捐赠是民主政治中常态化的现象，但说到底，政治献金的本质是权和钱的交易，其利益交换是典型的“腐败期权化”，而且无法彻底根绝。大村浩志说，竞选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在经济社会中的竞选制度已经演变成金钱较量，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的这种民主是造就这种腐败的一个制度漏洞，与其整天强调监管，不如探讨如何改良竞选制度。让政客们不再沦为富豪们和大公司的提线木偶，也让国家政策不再成为少数人的工具。（本文作者系环球时报记者纪双城李志伟姚蒙青木李珍丁大伟陶短房选自2012年3月28日《环球时报》）21 中西博弈，笑到最后的将是中国张维为不久前我们纪念了邓小平南巡20周年。20年前是个什么情况？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风波，1990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西方世界欢呼雀跃，我们内部悲观者增多。但在这危机时刻，邓小平看到的却是中国的机遇和希望。他认为“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了天安门风波“是一定要来的”，早来“对我们比较有利”。他告诉来访外宾，对东欧乱象，西方“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东欧剧变后，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这是个机遇。苏联解体才20天，他就开始南巡。在整个南巡中，他反复呼吁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他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随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经济迅猛发展，大多数百姓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转眼间，中国人的住房自有率已超过所有发达国家，汽车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过如此迅速的财富增长。我自己感叹的是，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邓小平看到了机遇和希望。今天中国的处境比当时不知好多少倍，但我们一些人却被西方话语忽悠，越来越没有自信，22 这实在说不过去。中国确实面临许多挑战，但我们取得的成绩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要好，这是我过去20年走访百国之后得出的简单结论。有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政治改革相对滞后。但即使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和别人竞争而胜出。这说明我们可以先肯定自己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再探索和改进我们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在越来越多方面超越纽约那样。有人看到“阿拉伯之春”，认为这代表了世界潮流，以我个人之见，这些国家几乎都陷入混乱和动荡“，阿拉伯之春”似乎正在变成“阿拉伯之冬”。有人看到台湾这次选举相对太平，就认为中国大陆也要走这条路，其实台湾民主一路走来，经济滑坡，社会分裂，今天的台湾很大程度上在靠大陆“输血”，好在“台独”的本钱已经输光，台湾已经成为对中国大陆最依赖的经济体之一“，台独”意味着台湾经济的崩溃。本来台湾还有人指望台湾“民主”可以成为照亮大陆的“灯塔”，结果没想到这个“灯塔”却照亮了台湾未来的选择：顺应历史大势，走向与大陆的统合。这一切背后是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危机。这种原教旨主义基于三个假设：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即治国不必靠人才，只需选举程序正确）。这三个假设今天看来一个也站不住脚。这种基因缺陷决定民主原教旨主义必然走衰。从希腊债务危机到美国金融危机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