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效应举例运用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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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囚徒效应运用及启示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在本次选取大学寝室作为研究囚徒效应的对象，并以此延伸出各种观点和思考。大家都清楚大学里的寝室一般有4名寝室成员，分别命名为A、B、C、D。尽管寝室成员所必须的生活用品大多数都为自己购买，但是有一些生活用品在生活中容易消耗，而且价值不大，这很容易造成搭便车现象的出现，这些公用物品主要有：洗衣粉、开水瓶、衣架等。下

2、面把洗衣粉作为唯一的公用品用于研究囚徒效应，考虑4个人公共物品提供的博弈：1、参与者有：A、B、C、D2、每个参与者可以选择提供或不提供一单位的公共物品，选择提供的参与者要花费2个单位的成本。3、如果参与者选择提供，其收益就是提供的公共物品总量减去2个单位的成本。4、如果参与者选择不提供，其收益是提供的公共物品总量。收益状况如下表所示：C提供不提供AA提供不提供提供不提供D提供B提供2，2，2，23，1，1，11，1，3，14，-2，4，-2不提供1，3，1，1-2，-2，4，4-2，4，4，-21，1，1，-1不提供B提供1

3、，1，1，34，-2，4，-24，4，-2，-21，-1，1，1不提供-2，4，2，41，1，-1，1-1，1，1，10，0，0，0该博弈存在一个占优均衡，对于A、B、C、D来说，在其他三个人都提供的3情况下，任何一方的战略转向不提供都可以使其收益增加，因此“不提供”是唯一的占优均衡，也是唯一的纳什均衡。不过纳什均衡是缺乏效率的，如果四个人都提供，则每一个参与者都将收益2，而不是0。但是我们可以再公共物品提供博弈中考虑战略同盟，假设B、C、D组成战略联盟，那么A可以获得3的收益，即A搭便车现象，但是这比B、C、D谁都不提供时的

4、收益好，这是四者的收益将从（0、0、0、0）变成（3、1、1、1）。但是这一没有强制力约束的情况下，这一约定没有办法实施，因为它不是纳什均衡。实际上四人参与完全有理由组成联盟，在没有强制力约束的情况下，尽管这对四人博弈来说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在没有强制力的约束的情况下，理想中的纳什均衡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据这一模型的纳什均衡，这就会导致寝室里没有一个人会购买公共物品即每一个人的收益为（0、0、0、0）。这就会导致两个结果：A、B、C、D都不会购买洗衣粉；A、B、C、D去别的寝室借用洗衣粉，但这会导致大规模寝室都不会购买洗衣粉，但

5、是一个寝室里怎么能够没有洗衣粉这一类物品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两个：道德约束、内部缔结合约。对于道德约束这一方法的原理是如何将寝室成员对于搭便车行为的成本提高到他们无法承受的程度，比如全班同学的监督、制定惩戒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制定需要外界力量的介入使得成本太过高昂，很难再现实中实施。对于内部缔结合约这一行为借用寝室内部成员制定的合约并建立运行资金，这一成本将会下降很多而且很具有可行性，在现实中大多数的寝室都会构建自己的资金预算，按时交纳寝室费用用于购买一定的公共物品，这一方法屡试不爽。从而可以看出，合约在解决囚徒困境中所

6、起到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把合约延伸至法律、法规、规矩。从法律起源用现代话语荀子可以这样表述：人活着都有欲望，因而必有所求，而社会中可供利用的资源相当有限。因此，人们如果没有固定的身份和地位，在追求各自的利益时缺乏产权界限和规范约束，就必然导致争夺和社会生活的混乱。要避免发生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是由“圣人”或“先王”制定礼仪和法律，以此安排个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明确各人应得的分配份额，从而使社会安定有序。与荀子不同，西方哲学家罗素用一个博弈实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假定，甲种苹果，乙种土豆，在没有产权界定前，甲需要土豆时会

7、到乙的地里偷偷地挖取，而乙为了报复，也会趁夜黑到甲的地里去偷苹果，如此，大家可能都得守夜或者修3筑篱墙，其结果不仅劳力而且伤财。为了消除这种恶劣的环境，甲乙最终会彼此承认对方的财产所有权，这起初可能表现为习惯，而后则会公定为法律。法律起源观，即社会规则或法律最终是在个人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而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从博弈论的观点上看，我更赞同西方先哲对法律起源的诠释。法律的起源是基于人是理性的基础之上，每一个人都渴望使自身的价值最大化。尽管每个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可以使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但是如果法律不健全就会产生“坐享其成”的后果和抢夺

8、他人劳动果实的恶果。这就好比是将整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比作囚徒，但是从整个社会财富上来看，正是有囚徒效应的出现注定了社会财富将要有一部分资源将要用于秩序的维护上。但是如果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到时候每个人的精神高度发展，这时候也就不会纯在囚徒效应这一难题，不知道是否当时马克思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