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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5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May,2001第3期JilinUniversityJournalSocialSciencesEditionNo.3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寻踪王桂妹(山东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摘要:文化激进主义是近代以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最主要的动力,并在五四时期达到一个巅峰。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对传统文化权威的大胆挑战,表征着一种时代精神。其形成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叛逆品格的继承;另一方面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亡国灭种的现实日益积聚起来的焦虑情绪的必然行为结果。
2、同时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对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的吸纳,也成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关键词:文化激进主义;叛逆品格;社会性焦虑;示范效应中图分类号:I20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2834(2001)0320104208文化激进主义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乃至颠覆做为寻求文化新生的策略。这种运思方式和迫切的心态在“五四”时期达到一个巅峰,成为五四时代精神的表征之一。尽管这种文化激进主义在五四先驱诸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身上体现为不同的样态,但做为一种时代的情绪,它的总体特征却
3、是一致的。表现为向权威和传统大胆挑战的勇气和魄力,也就是时人所总结的扎硬寨、打死战、不退让、不妥协的斗士精神。一、文化激进主义的潜在文化基因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冲击—反应的模式来解释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启动。我认为这是把复杂的历史等同被动而机械的生物反应的观念,使这一过程中东西、古今之间互动的复杂关系简单化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固然与西方的刺激关系重大,但更缺少不了中国文化自身现代化萌动的内驱力。作为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最主要的动力———文收稿日期:1999212204作者简介:王桂妹(19702),女,天
4、津静海人,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104化激进主义,也有必要沉潜到传统文化的深处寻找它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以正统的儒家文化为非的叛逆性格。“叛逆”是对于正统和权威的大胆挑战。由于正统与权威的稳固和强大,这种叛逆又往往体现为偏至的思想与行为。中国文化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文化叛逆浪潮,迄至五四演变为荡涤一切旧物的大波,传统文化才真正脱故孳新,获得了创造性转换的强力。魏晋以还,文人崇尚谈玄,祖述老庄,“非汤武而薄周孔”[1](P1336—1337),构成对文化的第一次冲击
5、波。由于缺少异质文化价值的比照,时人始终是以朴素的自然本性做为批判的依据。在这一点上,魏晋名士直接承继了老庄。还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老子就对儒家思想有所贬斥,以朴素的自然本性与儒家的礼教分庭抗礼。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38章》),只有摆脱了这些人为的束缚才能不为物累逍遥自适。儒学被定为一尊后,这种驳斥也就自然被斥为异端。但这种异端品格却在魏晋名士身上大放异彩。嵇康、阮籍就是远承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适性任情,在言行上对礼教大胆驳斥。嵇康认为正是这些礼教违反了人的自然本性:“六经以抑引为主,
6、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性,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故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谦生于争夺,非自然之出也”。[1]因此嵇康激烈地斥“仁义为臭腐”“六经为芜秽”。[1]主张顺从自然,废弃智慧,屏绝一切对外界的欲求,只求“意足”。但他们返朴还纯泯绝是非的自然主义人生观已丧失了昔日老庄的潇洒,而是涂上了浓重的厌世色彩。这自然有他们特定的时代原因,当时“司马氏篡魏当日,抗节之士进不欲苟合,退不能自保,故称述老庄,归本王何,其玩世不恭破毁礼法,造成一种颓丧或堕落的人
7、生观盖有激然⋯⋯。”[3](P30)魏晋名士以高蹈的姿态对抗时俗,破坏常理,表现出极端真率和适性的行为。然而细细分析他们的“非毁典谟”并非诚心针对礼教本身,而是针对那些看似“唯法是修,唯礼是克”,实际却“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阮籍《大人先生传》)的伪君子(如贾充、何曾之流)的痛斥。在中国传统社会,礼教与政治是互为支撑的,因此抨击礼教必然会指向礼教的最大的受益者———君主。稍后的鲍敬言进一步抨击了儒家“君权天授”的思想,认为人君的设立是由于强者凌弱者诈愚的结果。人性是以自然、自由为尚,立君则违反自然,
8、束缚自由,故不是人性的要求即不是民意。(葛洪《抱朴子》)他们激进的无政府思想自然是源于当日人君的弊政以及曹氏和司马氏互相争夺所生的纷乱。正所谓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是痛恨主子。历史的辩证法表明,当事物发展到极端时它的对立物也就应运而生。就在礼教达到鼎盛而严酷的时代,反抗也达到新的高度。宋以来正统儒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境地,并成为个体必须遵循、服从、执行的绝对命令,从而导致晚明文人对于礼教压制下的感性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