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言志”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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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诗言志”的提出一、文字创造中的方法与赋，比，兴的思想萌芽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是在创造文字以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然而，象形文字只是用符号模拟物象的一种最简易的直接描写方法，它大约相当于后来诗歌创作中的赋的方法。它们指事有象征意义，会意有比喻意义，大约相当于后来诗歌中运用的比兴方法。二、卦象与比兴易象作为一种占卜的工具，它的主要特点是以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象征具体的现实事物，这就需要有丰富的想象能力。毫无疑问，它比文学创作中的模仿、比喻、象征要复

2、杂得多了。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某种具体的意思，从它的象征作用来说，与文学创作中的“兴”有相似之处。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中强调了“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的道理。“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如“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的观念与文学的本质特征就非常接近。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传统之一。三、《诗经》中“美刺”的自觉《诗经》中不少诗篇的作者曾明确地表达了他们写诗的目的，如《大雅·嵩高》云：“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巷伯。”这是周宣王之舅申伯被封于谢，大臣尹吉甫特地作诗送他，颂扬他的德行，是美诗。《大雅·节南山》“

3、家父作诵，以究王汹，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是周幽王时大夫家父讽谏太师尹氏弊政的。尹氏执政不公，任用小人，天怨人怒。作者说他写此诗是为了追究幽王身旁的“凶人”，以改变其心，而达到抚养“万邦”的目的，这是“刺”诗。上述诗歌中，诗人所表达的作诗意图，在《诗经》中是有代表性的，非常突出地强调了诗歌中的美刺作用，认为文学作品应当表现出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褒贬态度，要以文艺为武器对现实生活，特别是对社会政治起积极的干预作用。四、献诗讽刺说与观诗知政说比《诗经》稍晚，春秋时期出现了比较正式的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的论述，它们主要保留在《国语》、《左传》等

4、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两张说法：一是献诗讽刺说，二是观诗知政说。观诗知政说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左传》季札观乐时发表的评论中。当时诗和乐是不分的。观乐实际上同时也是观诗，评乐实际上也是评诗，季札的审乐观诗完全把文艺作品看做是政治状况的反应。中国上古时代的文艺实践中，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的。在诗、乐、舞三者之中，乐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是三者的核心。《尚书乐记》中曾对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况作了一个理论性的总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从以上可以说明诗、乐、舞三者都是人得心

5、志之体现，但又各有不同的角度与方式。这种以乐为中心、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状况，决定了先秦论乐的内容实际也就是论诗的内容。而且先秦的诗歌理论批评实际是从音乐理论批评中派生出来的。先秦的乐论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儒、道、墨、法等主要学派都有很多的音乐理论著作，我们现在研究他们的文艺思想，乐论是最主要的部分，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超过诗论。五、“诗言志”的提出一般学者认为目前文献资料有两处最早提到“诗言志”，一是《尚书·尧典》，一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前者记载为舜对他大臣说的话，许多学者认为不可信。故多认为后者较为可信。襄公二十七年乃公元前5

6、46年，大约是春秋末战国初期。到战国中期“诗言志”已是一个普遍的观念。朱自清先生说“诗言志”是我国诗歌理论的”开山的纲领”。所谓诗言志，“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言”的都是一些政治理想。而“诗”根本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古代“诗言志”说的实质，就是把文艺看做是人的心灵的表现，这与西方古代把文艺看作诗对现实的模仿和再现，是很不同。柏拉图认为艺术是“影子的影子”。现实世界是模仿理念世界的，而艺术又是模仿现实世界的，虽然这都是不成功的模仿，但毕竟是模仿的产物。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明确地把艺术看做是再现现实的产物。柏拉图

7、、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当时对文艺本质认识上的主要差异和各自的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