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白寿彝教授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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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谈白寿彝教授谈读书    2009年2月19日，是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我们不应忘记这位历史学家关于认真读书的真诚嘱咐，这也是对这位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的最好纪念。新年伊始，我又想起了白寿彝教授谈读书的事。1982年，我写了一篇小文，叫做《白寿彝教授谈读书》，发表在《读书》杂志1982年第5期上面。这篇小文的内容，主要是写了白寿彝先生强调读书的重要及有关的主张，如要学习顾炎武“采铜于山”的精神，要举办小型读书会，要关心当代人的著作，要以真诚、宽厚的态度来评论当代人的著作等等。记得当时一位编辑还约我到《读书》杂志编辑部，就白先生倡导举办读书会的问题作了一些交流。1

2、8年后，白先生在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总主编的学术工作后，与世长辞。而我写的那篇小文，也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此时，我之所以又要写“再谈白寿彝教授谈读书”的问题，一方面，是不能忘却他循循善诱地希望晚辈、后学认真读书的那种真诚的嘱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今年是这位史学家的百年诞辰，激起自己心中的缅怀之情。   读书和功力    1981年，白寿彝先生写了一篇短文《要认真读点书》。此文开篇，作者作了这样的“自我反省”，他写道：    1980年11月，陈垣百年诞辰。12月，顾颉刚逝世。为了纪念这两位老先生，我读了他们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使我深深地感动了的，是他们治学的

3、功力，是他们认真读书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在治学的功力上，在读书的认真上，能赶上他们的，恐怕是不多了。就我和我同辈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很少认真读历史书，也很少认真读马列的书。多年以来，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读书不认真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    这些话，不是谦词，也不是为了说说好听，而是真诚的自省。当时白寿彝先生72岁，能作这样真诚的自省，在那时也并不多见。我们不妨把这些话看作是对所有史学工作者的期待和激励。白先生常说，他“70岁才开始做学问”，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真诚的态

4、度。当今人们由于“竞争激烈”，已经没有“认真读点书”的工夫了。可是，“创造性”的东西似乎比当年要多得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认真读书和治学功力的关系，是人们都懂得的。治学功力，反映了一个学人的多方面修养，但多读书，善于读书，毕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白先生在这篇短文的结尾处写道：“只要能认真读书，读一本就会得到一本的益处。读书不难，认真读书也不难，最难的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只要能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史学工作是会逐渐改变面貌的。当然，读书不是治史的唯一大事。但在现在来说，这确实是第一件大事。”（同上书，第426页）二十多年前，白先生把学人的读书说成是“

5、第一件大事”，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十年“文革”无法读书而说的。现在历史条件变化了，社会发展了，科学技术进步了，查寻资料的手段多了，更快捷了，那么，学人的读书（这里指的是读纸本的书），又该是第几件大事呢？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是我想，“要认真读点书”，在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锻造”学人功力的基础。   关于“四史六通”和三十部名著    中国史书浩如烟海，一个人以毕生的精力，也只能阅读其中很有限的一部分。那么，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来说，究竟哪些书是最基本的呢？对这个“难题”，白先生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无疑也有自己的见解，而他的见解也是在不断思考中逐

6、渐形成的。    20世纪80年代初，白先生写了一篇《说六通》的文章，文章提出：“史学史工作者”应当以“四史”、“六通”作为基本的读物。他写道：    “三通”是大家熟知的重要的史书。“三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我的意思认为，可以提出“六通”来，就是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五十年代，我曾把这个意思跟同志们谈过，现在觉得这个看法还符合事实。但“三通”和《通鉴》

7、卷数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义》的创见多而文字简奥。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学史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功夫是少不了的（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60页）。    文章中说到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俗称“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作，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故白先生的这篇文章重在讲述“六通”。而对于“六通”的特点，他根据自己的见解，一一作了概括性的阐述。他认为：“从《史通》全书而论，主要讲作史的体材和体例。”“《史通》的‘通’，可以说主要是史书体例的‘通’，史书编写形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