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政策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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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助力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政策与举措张中祥引言“十三五”（2016〜2020年）规划标志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已经从“向贫困宣战”转向了“向污染宣战”。从国内看，时常困扰北京和其他地区的雾霾以及飞速增长的石油进口，加剧了人们对环境问题、健康风险和能源安全的忧虑，力促中国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从国际上看，中国面临同样强的外界压力，比如，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方面须就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坚定的承诺。无论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国际社会利益出发，中国再也不能沿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刺激经济増长的老路继续前行了。很多年前，中国的领导人就已经认识到国家所面临的环境挑战。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

2、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基本国策。这一举措将生态建设目标与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政策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强调将生态文明价值嵌入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下，当前的议题就是中国将如何应对驱动经济増长的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中国的排放本章内容受益于YannickRingoI的评论。本章陈述的结论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基金资助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为71373055）的意见,所有错漏之处均由笔者个人承担。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现状与经济规模条件下，这

3、一问题使气候政策抉择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对于中国自身甚至全世界来说都是如此。即使在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也是如此，虽然中国经济増长放缓，但这种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非常快的。在此背景下，本章讨论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目标、政策以及采取的措施，并从相关讨论中获得一些结论。第二部分列出了中国的能源与环境目标；第三部分着重介绍了中国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10项减排政策与措施；第四部分总结了这些目标与政策的重要性，并讨论了未来的相关挑战。能源与环境目标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翻了两番，与此同时能源消费仅仅翻了一番(Zhang,2003)0基于

4、这20年的发展趋势，美国能源信息署估计(EIA,2004),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30年之前不会超过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能源消耗急剧增长，2000-2007年就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增速与前20年一样迅速，但这一阶段的能源消耗增长是前20年2倍。如此一来，中国在2007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EA,2007)0为了改变这种趋势，中国第一次将投入约束纳入五年规划之中，中央政府还特别要求在“十一五”(2006〜2010年)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20%(StateCounci1ofChina,2006)。Zhang(2000a,

5、2000b)设想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做出自愿降低单位GDP温室气体(GHG)排放量的承诺，以及在2020年前后全国碳排放强度与部门排放上限的组合将成为中国史上最严格的排放承诺。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峰会上，中国承诺2020年的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削减40%到45%。虽然这一承诺与中国反对绝对排放上限的一贯立场一致——总量排放上限将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一但这标志着中国坚持的气候行动立场出现了转变。更重要的是，温家宝总理后续澄清，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承诺是无条件的而且独立于其他国家的减排目标(Watts,2009)。在“十二五”期间，中国首次将碳排放强度作为国内发展的

6、承诺，要求全国范围内的能源强度比2010年下降16%(不同的省份下降幅度为10%到18%不等)，全国范围内碳排放强度下降17%(不同省份下降幅度为10%到195%不等)。尽管这一单方面的承诺表明了中国实现能耗和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进一步脱钩的决心，但这一决心是否坚定引发了各界讨论(Qiu,2009；CarraroandTavoni,2010)。为正确看待中国提出的碳排放强度目标，Zhang(2011a,2011b,2011c)考察了中国的承诺与“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节能目标是否一样具有挑战性，并提出和回答有关这个目标的一些问题：第一,该目标将使中国的碳排放量比预计的基准线低多少；

7、第二，如果该目标得以实现，中国是否履行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国际标准的义务；第三，中国的承诺是否保守，是否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的均衡分析表明,中国提出的碳排放强度目标绝不像某些西方学者(Levi,2009)认为的那样稀松平常。由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且排放总量和占世界碳排放量的比例仍在继续上升，因此中国碳排放强度即使减少几个百分点，也会使全球碳排放大幅度下降：中国进一步削减其碳排放强度虽然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Zhang(2011a,2011b,2011c)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