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事业的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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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题五现代中国文化与科技一、文化事业的曲折发展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原为克服教条主义倾向　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50周年。195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第一年，也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极为活跃的一年。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们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设想。1956年4月28日，旨在繁荣我国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就是这种探索的重要内容。　　建国后头几年，中国不但在经济建设领域，就是在意识形态甚至自然科学方面，都全方位向苏联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有的甚至教条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据陆定一回忆说：“曾经

2、一位当过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老同志，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之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他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微尔和的学说为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我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现在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和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治百病。”当时人们对苏联盲目崇拜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怎样才能克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给学术界提出的方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开展“百家争鸣”，那是在1956年2月。在这个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

3、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当时学术界的情况，并谈到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一学派压制另一学派的倾向。在这个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在科学工作中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陆定一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谈得十分简略，相关的档案材料也未见公布。不过，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此时作出科学研究应当开展“百家争鸣”的决定，大致是有依据的。因为同一月发生的另一件事，可以与此互为印证。　　这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他们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的故居时，向陪同人员谈起，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先生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中宣部认为，这“有损

4、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中共中央是否有必要将此事向苏联方面反映。2月19日，毛泽东批示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按：尤金时任苏联驻华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这年4月中旬，毛泽东又看到了一份关于学术问题的材料，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3月2日的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家中很有权威的微耳和（

5、RudolfVirchow）的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派。科学可以有各种学派。我们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走上唯物主义。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这份材料使毛泽东产生了共鸣，他感到中国又何尝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　　4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的核心是如何“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法，但他强调不可盲目地学习外国，学术研究也不能搞教条主义

6、，资本主义国家的好的东西也应该学习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双百”方针的内容。4月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的讲话。陆定一在发言时谈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争鸣，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百家争鸣”最初是毛泽东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表态，是因为当时中国两位受党的领导人器重的大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有不同看法，分别提出了春秋战国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郭沫若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在春秋战国时代，范文澜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郭和范都是中国

7、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然毛泽东本人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更倾向于郭沫若一些，但他确实不好做出孰是孰非的结论，便认为解决历史问题还是自由争鸣为好。　　又据历史学家黎澍回忆，1956年以前，毛泽东还两次讲过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一次是1952年或者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约请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请示毛泽东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等。毛泽东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