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的修辞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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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力的修辞学研究咼万云摘要：王力是语言学家，但对汉语修辞学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而:一是对语言与修辞的关系，尤其是语法和修辞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二是对修辞本质的把握也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地方；三是对文学语言的认识也很到位，在语言学界有较大影响。关键词：王力修辞学研究王力是苦名的语言学家，他的贡献儿乎覆盖语言研究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共时的语言描写，还是历时的语言史和语言学史追踪；无论是古代汉语，述是现代汉语；无论是汉语的基本理论，还是各个分支学科，他都有较深入的研究，都载入汉语言学的史册。遗憾的是，王力在修辞学方面的贡献，只有张炼强等很少的儿位学者做过

2、整理和评价。其实，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土力在研究汉语语法的同时就已经对修辞学多有涉及，“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并借助修辞学解决了语法研究上的一些问题［1］并且，在以后的语言学研究中，对修辞的本体问题和文学语言问题都有较深入的探讨。一、关于语言层而与修辞层而的关系我们知道，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1924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都往往结合修辞研究语法，或者说把语法修辞结合起来研究。这一是由于汉语语法的特点决定了必然或必须如此，二是因为汉语研究的综合性传统。自然，王力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不过做的更彻底，更深入。而这主要体现在马黎二氏已经倾力研究的词性

3、改变、成分省略和语序倒置三个方面。（一）关于词性改变，马建忠认为是“假借”，黎锦熙认为是“活用"，说的都有对取Z处。I大I为无论是“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还是“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如从修辞的角度去认识，并非像一些学者说的全无道理。而到了王力，其认识可以说更趋科学。早在1927年，他在梁启超和赵元任的指导下写了《中国古文法》的研究生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对这类变性的文法做了动态的探讨，提出了语言使用中语境（上下文）影响词语变性的科学认识。下面摘引儿段原文：中国有影响变性之文法。何谓影响？词当独立时，本无此性；及其入句也，以上下文之影响，其词性即变。当此之时，但

4、能认为变质，不能认为本质。［2］乂如士兵之、诸侯之士门焉、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等句，兵门人火庐诸字之本质,非能为动词也，必依某种影响变性Z定律，而后能为动词。设今有人仿西洋字典之法，于中国字典每字Z下注其词品，以兵门人火庐等字为有名动两性，可谓不通Z至！盖其本质，但为名词而已，与木质动词者迥异。试以火其书与焚其书二语相比，火字必赖其字之影响，然后成为动词；苟减去其字，则火书复成何语？焚字不待其字之影响，虽减去其字，焚书之意犹昭然也。火其书，庐其居Z类，文法家谓Z活用，或谓Z假借，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予尝疑活用假借云者，岂漫无规律者耶？则何以诸侯Z士门焉焉字

5、略去，则门字不成其为动词：士兵之之字易以普通名词，则兵字不成其为动词。［3］词有本性，有准性，有变性。木性者，不论其来源，但视其不藉他力而能有其作川者皆是也。准性者，显非此性，为析句便利起见，姑准定为此性也。变性者，因位置关系，受他词之影响，遂变其性者也。[4]这是说，马建忠和黎锦熙只是看到了某词的活用或者假借，而王力更看到了这个词为什么会“变性，，，即词既有“原质”，也有“变质”，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充任不同的“角色”。可以说，这是语法分析，更是修辞分析，是对语法现象的修辞分析。并且这个分析是比较科学的。词类之分，往往藉句而显。故严儿道曰：“欲指一字部居，徒

6、认定字无益也。譬如唱戏人,此出口J为帝王，他出可为走卒；惟字之于文辞言语亦然。欲指所属]之部，必审其字于一句屮所居何职。”严氏之言是矣。然吾书惟于析句时以句为本位，而于分词类时犹以词为木位者，非不知活川之道也；诚以词各仃其原质，亦各有其变质；知其原不知其变，固不足贵;知其变不知其原，亦岂穷究文法之道哉？吾之分词类也，以严氏之喻譬之,无异使唱戏人——现其真而目，为男为女，为老为幼，为肥为曬，皆无遁形；至于析句也，乂若优孟皆己粉墨登场，男者女而女者男，老者幼而幼者老，肥者曬而囉者肥，曲尽变化之能事，吾乃一一摄其影于纸上，并能指以示人曰：“此人今在此出为某职，而实某

7、伶之所扮演演也，’'[5]王氏关于词的“本性"、“准性”利“变性'啲认识，到了1936年的《中国文法学初探》中仍然坚持：“我的意见至今未改。中国语的绝大弹性，形成了词性的变化多端。然而终不至于毫无条理者，实因词的次序已成固定。并且王氏归纳出“变性的定律”，进而指出其修辞功能：“向唐以后，古文家利用词性变化定律以求文字之简练，决非当吋的口语能如此。为什么文字能因此而简练呢？因为这些变性的词在变性Z后往往仍兼本性，例如‘诣Z'等于'以之为帝'，，帝'字虽加上了动词性，然，皇帝'的木义仍在其中。因此，词性变化的定律竟似成为古文家的秘诀。"⑹到了20世纪40年代，王氏

8、在《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