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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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经历看中西科技体制和学风的差距陈平*NO.C20020162002年11月12日摘要：以自己走上科学道路的曲折经历和对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为例，对比分析中四科技体制和学风的差距。认为在学术氛围上，西方科学界鼓CriticalThinking",中国强调实用和模仿，所以原创性的工作在国内难以生长；在科技体制上，中国科技管理的官木位制，以及缺乏独立口主的科学评价体系，是制约科技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小国科学教育体制的改革提出系统建议。关键词：李约瑟问题；复杂科学；科研经历；科技

2、体制；学风；比较邛东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复杂科学虚拟研究中心，北京100871;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普里高津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从李约瑟问题的研究经历看中西科技体制和学风的差距1走上科学的曲折道路我是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1962年入学的学生，是华罗庚先生到上海格致中学选拔动员考科大的。1968年科大毕业后分到成昆铁路当了5年铁路工人，然后由恩师严济慈先生推荐，调到中国科学院合肥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作了5年实习研究员。1981年起师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物理

3、学家普里高津教授。1987年以非线性经济动力学的研究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在普里高津统计力学和复杂系统研究中心继续经济至今。普里高津为了使我在物理系研究经济问题合法化，在1987年将普里高津中心改名，从“普里高津统计力学和热力学研究中心”改名为“普里高津统计力学和复杂系统研究中心”。在经济混沌、经济复杂性和经济物理的研究上，十余年来一直从事前沿和交叉科学的研究。1999年起，我同时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主管研究的副主任和复杂科学中心的双主任之一，每年春夏来北大工作半年至今。我对中西科技教

4、育体制比较研究的兴趣始于文革中期。原因是当工人期间虽然想坚持业余的理论物理研究，却受到体制上的层层障碍。调回科学院后的五年间，也没有独立创新研究的主动权。我在中国是少数有幸获得名师指点的学生。虽然有科学家的推荐，但我想在科学院稳定从事理论或实验物理研究的要求始终不能如愿，而不时被调去从事资料，规划和评审等行政工作，理由是我的外文阅读和中文写作比别人强。因而被迫去考研究生，长期出国研究。我在国外的研究生阶段，即建立起跨学科的学术联系。我在国外研究的灵感，大多来自我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我的文集中

5、三分之一的工作是在国内“业余”做的。而国内“正业”的工作，几无发表的价值。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德克萨斯大学进行。北大期间可用于研究的精力，大约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教学负担太重，更缺学术交锋的环境。不少海外学人希望归国，又顾虑国内归国后失去国际竞争力。在同代人中，我应当算是幸运者。即使有前辈和领导的支持，走过的道路仍然曲折。我痛感中国的发展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现有体制下缺少人才成长的空间，尤其缺乏科学人才的评价选拔系统，往往依靠“出口转内销”来判断人才，造成一流人才的外流难归。我以为中国科学人才的

6、成长，仅仅大幅提高经济待遇是不够的，重在大力改善学术的体制环境。中国近二十年经济改革的步伐很大，科研经费和条件也迅速改善。但学术环境和国际先进水平比，还有很大差距。我想以从事跨学科研究的亲身经历为例，把一些个人的观察和大家讨论。供领导和同志们参考。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2李约瑟问题研究的发展我对经济的兴趣产生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索。“文化革命”中我调查过工厂和农村。我发现当时中国农村、企业和科研机构效率低下的共同原因，从科学史的角度而言非常简单：因为缺乏劳动分工，所以没有规模效应。奇怪的是

7、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列宁都十分重视劳动分工和科学技术，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政策始终抑制劳动分工呢？我的问题就从这里开始。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何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产生在西欧而非中国、印度和其他文明？李约瑟问题把我的观察从中国的现状拉开到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引起我注意战争规律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当时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历代帝王的保权之策都要重农抑商，而西方王权的扩张之道却在航海重商？我尤其不明白，为何西方的香料贸易会导致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

8、这些问题的化解有两条线索：一是我在1973年读到普里高津1972年末在美国《今日物理》杂志上的专题论文《演化的热力学》，方知系统开放是结构演化的前提，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停滞的症结在于寻找中国闭关自守的经济原因。二是我读到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才明白西方贸易的香料是作腌肉而非化妆之用，从而把注意力转向西欧和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的基本差别。西欧是牧农混合经济，而中国是单一农耕经济。生态差别导致社会演化的不同路线。1979年在中国科技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我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在学术界难以讨论，却受到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