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民参与背景下行政问责制建设研究【文献综述】

《网络公民参与背景下行政问责制建设研究【文献综述】》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政治学网络公民参与背景下行政问责制建设研究近年来，为打造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效能政府，我国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这已成为国内外媒体及人民高度关注并令人鼓舞的热点话题。国内不少专家学者如宁波大学法学院周亚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均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方面投入研究。学者们重点指出了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在实施中遇到的困境并相应提出解决建议，如加强异体问责，构建问责制度化等。笔者将对当前我国专家学者对行政问责制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主要包括行政问责制内

2、涵界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公民参与等方面。一、行政问责制的内涵界定行政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物。对“行政问责”的涵义的界定，美国学者谢菲尔茨1985年主编的《公共行政实用词典》具有代表性。其最早提出了“行政问责”（AdministrationAccountability）的概念，并将问责范围界定为“由法律或组织授权的高官，必须对其组织职务范围内的行为或其社会范围内的行为接受质问、承担责任。”JayM.shafritz.Thefactsonfiledictiona

3、ryofpublicadministration.NewYork：FactsOnFilePublications,1985我国学界对行政问责制有多种定义。从主客体关系方面，周亚越教授认为：“行政问责制是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载《理论与改革》，2004年第4期。；从法律关系方面，韩剑琴认为行政问责制是行政系统对行政干部的问责制度，属于同系统内部问责

4、。其指出行政问责制就是指对现任各级行政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现行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韩剑琴：《建立责任政府的新探索——行政问责制》，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8期。从权利义务关系方面，宋涛则认为，“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3宋涛：《

5、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载《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由于行政问责制度的内容比较丰富，致使不同学者对行政问责制定义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我们可以看到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政行为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的一种事后追究制度。二、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所存在问题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出现的相对较晚，一般认为在2003年“非典”时期，问责制正式被提上桌面。标志性事件是国务院于2003年5月12日发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领导、遵循的原

6、则和各项制度和措施，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有关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及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从近年来全国各地实施情况来看，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和推行行政问责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行政问责的法规和章程。2003年8月，我国首个专门的行政问责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追究暂行办法》出台，2008年1月，云南省出台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另外由于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网民通过网络问政问责得以兴起，并呈现不断扩大和深化趋势，网络问责

7、事件频繁爆出。我国行政问责的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在环境污、染重大安全事故及官员生活作风等方面，使得一批违法、失职、渎职的行政官员受到了法律追究。但由于起步晚，制度建设欠完善等原因，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并不成熟，与对公权制约有力，法制建构及监督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题：（一）缺乏统一的法律制度架构王智源建议制定中国行政问责法。他指出，“只有对行政问责进行全国统一的立法，才能摆脱现有的行政问责模式的惯性，由权力型问责过渡到制度型问责，进而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真正走向法治化和制度化。”王

8、智源：《法制视角的行政问责制度基本问题及对策探讨》，载《法制与经济》，2010年第4期。该法应当界定行政问责主体，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范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及明确行政问责后果。吴传毅指出我国很多省市在制定地方行政问责制规范性文件时，忽视了上位法的规定。一些省市规定的问责事由、责任形式及相关程序与《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等存在不一致的情形，造成政出多门，无所适从，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上位法的严格实施。他认为应当在宪法、法律等上位法规定范围内统一架构责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