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翻译的符号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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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论文学翻译的符号美学肖娴(重庆理工大学语言学院，重庆400054)摘要:传统翻译美学的理论根基薄弱，而符号学与翻译美学的联姻则可以弥补其不足，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关注语言的表征性、符号的逻辑结构、翻译标准的客观性以及符号学的包容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提出符号美学的三大原则，即标记性结构原则、弱隐含原则和意义的多项性原则，旨在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用以指导翻译的具体实践。关键词:符号学;美学;文学翻译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29(2013)05－0048－06翻译是人类社会

2、最复杂、最艰巨的一项活动，它的建立和发展与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美学和文化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美学与翻译的联姻又是中国传统译论的一大特色。刘宓庆(1986，2005)，黄龙(1988)，毛荣贵(2003)，吴文安(2003)从不同侧面谈及翻译美学的范畴、标准以及实践方面的问题。然而，在笔者看来，传统翻译美学侧重于描述而非解释，关注审美主体的直觉经验而非客观规律，理论解释力不强。基于此，本文试图以符号学为理论框架对传统翻译美学做出补充，以求全方位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规律和美学实质。一、传统的翻译美学中国传统译论深深植根于古典美学理论中，大致经历了两条线索:一条是对文艺作

3、品中形意的探讨，反映在译学中则是文派与质派的论争;另一条是翻译的艺术派，源于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哲理性思考。关于文质的论述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支谦在文中引用老子的“美言不信，［1］(6)信言不美”来阐明佛经翻译的原则“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强调翻译注重的是质朴的文风，词藻修辞应让位于语义的忠实，这种好质贬文的翻译思想引发了后来的文质之争。另一方面，翻译的艺术派强调原作艺术意境的传达，将翻译完全纳入美学范畴，如陈西滢的形似、意似、神似论，林语堂的翻译美学论，茅盾的“神韵”说，朱生豪的“神味”，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等等。相比之下，钱钟书的“化境”可谓

4、是对“意境说”最高层次的要求:“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1］(418)有的风格”。纵观译学历程，无论是“文质之争”还是“意境说”，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以哲学为基础，美学为辅的走向。然而，翻译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一定情况下其优势会转化为劣势。翻译美学的标准倾向于主观，在具体评价过程中操作性不强。中国传统译论受哲学思想的影响，推崇体认、灵感、自省、意收稿日期:2013－08－30作者简介:肖娴(1981—)，女，重庆理工大学语言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翻译学和符号学研究。·48·会、凝思、悟性等直觉性思维方式，力求心领神会

5、美学的最高境界“道”以及万物合一的“意境”，如严复的“神理融合”、傅雷的“深切领悟”。然而这些都无法用语言去描述，用逻辑去论证。曾文雄指出，“中国传统美学呈现出的不是对客体的反映，而是对客体的评价;不是给翻译的艺术属性以客观的美学解［2］(191)释，而是给以主观的美学规范。”基于实践经验的译论大多为语录、评点式的随感，以此为关照的译本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美学视翻译为一门艺术。要真正做好翻译，必须从美学角度去理解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美学实质。“美”不是具体语言层面上的机械对等，而是脱离语言形式束缚的神似，在神韵上近似于原文。我们不否认文化因素和美学成分的影响

6、，翻译过程的确有主观能动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有客观性的一面。“意境说”、“神似说”一直延续的是古代的一套模糊评价体系，虽涉及句法形式、风格等问题，却只是一个宏观的架构。而翻译最终都应落脚到语篇、句子、短语、字等各个层面的转换。忽略语言系统中的内在规律和不同语言间的差异描写，必将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在翻译美学看来，文学反映的是主体的审美意识。主体是文学是出发点，作品必须依赖于主体而存在，反映在翻译中则是译者和读者对译作的双重制约作用。作为原文信息的接受者和译语信息的发出者，译者首先以读者的身份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在体会原文意旨之后，揣摩其神情，加入自己的所感、所思并转换

7、为文字，又具有“再创造”的主体性。而译作一经完成，就具有独立的价值，其意义就脱离原作的约束，依存于读者的阐释。作品通过读者主体而显现自身，每一位读者都会赋予原作个性化的阐释，但是译者和读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可绝对化，其再创造活动必定以原作的意图为限度。至此，我们似乎陷入了困境:一方面，纯语言的转换必以牺牲原作的美学形态为代价，另一方面，艺术事实又不可完全还原为语言事实。“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译者对原作不单单是进行语言分析［3］(14－16)和逻辑分析，而且还要进行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如何在科学与艺术，美学与语言学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