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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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思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病理学视角下看“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神话。这个人口众多、环境复杂在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浩劫国民经济几近崩溃的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后经济却创造了三十余年的高速、稳定增长，如发动机般带动了整个亚洲经济力量的壮大，几乎可以称之为人类历史上一大奇迹，学界多冠之以“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在繁荣的外表却下暴露出诸多问题包括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日益严重的通胀、经济增长外在成本巨大等等问题，社会各利益阶层矛盾呈日益激化的趋势

2、。我们知道任何制度安排或是体制构架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可改进之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完美的制度估计将来也没有（至少在经济学家眼中）。现实世界的高度复杂与不确定性决定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几乎只能存在于经济学教科书中，而“帕累托改进”更是难以观测。本文采取病理学视角反思“中国模式”，即试图剖析并总结经济增长模式中存在已久的弊病。“中国模式”历经二十余年后其实已经是身患重疾不得不就医的病人，两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一场“急性病”让表面繁荣的中国经济承受了来自内外的结构性压力。刚刚出台的“十二五规划”提出“构建扩大内需

3、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转变”，便是试图为增长模式对症下药。药效如何，又是后话。一国GDP增长动力无非来自消费、投资、政府支出（投资）、净出口，即Y=C+I+G+X-M，下文以此为框架进行分析。出口，依靠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我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一“主引擎”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也无非是日、韩当年的老路，即依靠出口贸易提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东亚模式”。其弊端是明显的，在人民币长期被低估的背景下，企业盲目出口既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又忽视了国内需求，

4、使得国民经济过度依赖“NX”（净出口）。一场金融风暴让西方国家基本告别危机前的高消费高需求乐园，发达国家多陷入公共和私人的严重债务危机。金融海啸发生之前的五年内，中国的出口额年增长幅度达25%，考虑到出口对投资、国内消费的推动作用，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中50%要归功于出口贸易拉动。未来较长时间内多数发达国家居民必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进口商品的需求量自然减少。同时在汇率机制改革，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出口必将面临更大的阻力及不确定性因素，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企业及政府投资，在长期低利率政策下其投

5、资实际上是低效率的尤以占据较大比重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甚，有限的国民经济资源被大量地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出现普遍重复建设的现象。为什么大量行业出现重复建设的现象呢？原因简单，中国经济一直处在内需不足的背景下，一旦出现新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垄断普遍、势力不均，就会出现争抢投资机会的情况，该产业便会出现生产过剩。若该产业是下游产业，那么上游企业也相应出现过剩的状况。例如房地产业过热，就会在钢材、混凝土等建材的生产上出现重复投资。当前，中国存在重复建设的行业有汽车、机械、冶金、电子工业、医药、食品、纺织等，行业范围较广

6、，虽然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同时浪费掉巨大资源造成居民福利损失以及消费能力萎缩。另外由于挤占效应，政府大量投资挤占了民企的投资机会和渠道，进一步造成“国进民退”的后果。这种病症被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总结为“投资饥渴症”，即政府官员和国企管理层对扩大投资有着无法抑制的疯狂追求，是故全国各地我们都能见着各式“科技开发园”、车辆稀少的高速路、冷清的大小机场以及租不出去的办公大楼。从1980年至2008年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从25%上升到43%，4万亿刺激措施后，这一比例又跃至47%。就市场经济的逻辑而言，如此

7、无效率、高成本的投资行为怎会出现呢？一个易见的重要原因是各种利益集团能从中牟取利益，如政府官员的“政绩”于此种投资挂钩、国企总能从地方资源分配中吃到不合理的大蛋糕等。再进一步探究深层次的制度性“病因”，会发现投资饥渴症源自不合理的产权制度设计，表现为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三者产权不清又缺乏有效产权约束。简言之，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利用手中权力低价出让土地；银行为放大分母减少不良贷款轻易放贷；企业尤以国企为主追求投资最大化而非利润最大化。这一过程中租值耗散便普遍出现，例如国有资产长期产权虚置导致的租值消散。靠高投

8、资维持的增长模式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由于福利转化率低，社会必须以高于正常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得到正常的、或者低于正常的福利改进，维持高增长需要更高的投入，亦如饮鸩止渴。国内消费，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强势增长的背景下愈发弱小。不仅是“国富民穷”而且是国越富，民越穷。中国居民消费总量占GDP比率在08至09年间是37%不但低于日韩也低于人均GDP稍高的马来西亚（50%），及印度尼西亚（61%）和印度（59%），事实上这项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