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的理性精神.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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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而不同”的理性精神前面说到儒家倡导“和为贵”，主张社会和谐、协调和统一。与“和为贵”相关的是儒家“和而不同”的开明、理性精神。　　中国古代比较喜欢讲“和”、讲“同”，从孔夫子开始，可说已经形成一种精神文化传统。西方则不是这样，如古希腊的辩证法家赫拉克利特就说：“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6页。）　　与西方并不相同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比较强调同一性。同一性有两种：一种是否认矛盾、不承认差异的同一性，古代称之为“同”；另一种是承认有矛盾、有差异的同一性，古代称之为“和”。西周危机，郑桓公问史伯：“周其弊乎？”史伯回答说：西周

2、最大的弊害，就是“去和而取同”。他从哲学讲到政治，提出“和实生物”，认为性质不同的土金木水火配合在一起，才可以生出百物，而“同则不继”是说，只有一种东西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在政治上所谓“和”，就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同”就是搞专断，听不得相反的意见。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倒行逆施，怎么能不发生政治危机呢？　　在春秋时代，“和”与“同”的区分是很清楚的。继管仲之后齐国又一贤相晏子，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右以水济水，谁能食

3、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晏子春秋·外篇》。）　　他明确指出臣对于君，应该坚持“和而不同”，臣子对君主不可唯命是从，而应明辨是非，是则从，非则谏；作为君主，应当倾听臣下言论，广开言路，使百姓无讳言。在这里，从君臣关系论证“和而不同”，对于政治清明有重要意义。　　孔子也是这样，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是说，有修养的正派人以“和”为准则，但决不盲从附和，而敢于公开提出自己的见解。那些没有修养的乡愿之人，则毫无是非观念，处处盲从附和，而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于后一种人，孔子斥之为“德之贼也”。可见，孔子赞成和，从哲学和政治两方面加以论

4、证。他的贡献还在于：把和而不同的原则运用于认识领域，即“叩其两端”的认识方法。中国古代文化中“和而不同”这一创造性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值得我们重视。　　儒家的“君子”人格是“和”，主张“和为贵”。“和”就是要求与自己周围的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协调合作，和睦相处。但“和”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见解，去和稀泥，同流合污。和，犹如五音合奏，音调不同、音质不同，只有这种不同，才可以合而为美妙的音乐；和犹如五味调和，风味各异，互不相同，只有这种不同，才能调而为可口之佳肴。和，意味着允许不同个性、不同意见的对立而共同存在；而同，则取消个性，取消相互间的差异，只有一种音调，就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

5、曲，只有一种味料，就无法调出可口的佳肴，只有同一种意见，政治就不可能清明、稳定，国家终将灭亡。能够容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他本身就很有个性、有主见，有所执着；那种没有是非，事事无争，一味顺从之人，不会有所建树。　　战国时代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就是“和而不同”精神的具体表现。当时有很多学术流派参与争鸣，他们相互诘辩、相互批评，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繁荣的局面。“百家争鸣”贯穿着“和而不同”的观念，“和”不是不争。这种优良的文化传统具有强大创造力，推动着精神文化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当时许多大思想家并非局限于自家学派一隅，而是汇合百家之学，吸取其他学派思想的精髓和于己有

6、益的学说，从而形成其独特的思想流派和文化巨人。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不抱门户之见，兼综百家的优良传统从来没有中断，也不可能中断。西汉时期《黄帝内经》的出现就是一例。它的作者对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学说不抱门户之见，凡有好的东西都加以吸收和利用。在《内经》的理论中，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墨家主张；既有道家观点，又有法家见解，同时还可见到名家、兵家的思想，至于阴阳五行家更是随处可见。博采众家之长，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然，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所以由《黄帝内经》所奠定的中医理论体系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生命力，至今仍被中医专家所研究和运用。　　创新的关键在于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并非对诸子学说的简单包容。这是

7、“和而不同”的基本要求。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是讲学习与思考的关系。但他更强调“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即独立思考，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如果学生经过独立思考，得出与老师不同的结论，那怎么办呢？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我国古代正直的学者，都是继承并发扬这个优良传统的。他们的态度是：如果老师讲的是真理，便欣然接受；如果老师讲的不符合真理，那也不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