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和盛唐时期士人狂放个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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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和盛唐时期士人狂放个性比较　　摘要：魏晋时期与盛唐时期的士人都具有特立独行的个性。魏晋士人以酒为名，爱好清谈，淡薄功名，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佯狂”。这种狂放不羁个性的背后其实是基于一个复杂的争权夺利的社会背景，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抗争方式和逃避方式；而盛唐士人的狂放是魏晋士人狂放个性的升华，由于盛唐繁盛的时代背景，使之有着一种极具自信的心态，于是他们摒弃了魏晋士人身上的消极成分，好谈王霸大略、汲汲功名，具有经世致用的抱负，同时也继承了魏晋士人超脱高雅、蔑视权贵的孤傲气质。关键词：魏晋盛唐士人狂放比较9我国历史上的魏晋时期是指东汉政权瓦解

2、后的三国到两晋（东晋、西晋）的时期，这里的“魏”指的是指“三国”中的曹魏，“晋”是指司马氏所建立的西晋与东晋。由魏到晋的这个历史阶段，政治环境极其复杂，自曹丕驾崩，曹睿继位后，整个曹魏政权就已处于曹氏和司马氏的明争暗夺中。战功赫赫的司马氏家族利用和先朝皇帝的特殊关系，暗中养精蓄锐，觊觎着曹魏政权。而曹睿临终托孤，即将年纪尚小的幼帝曹芳托付给曹爽和司马懿，这更加剧了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之间的斗争。后来司马懿以退为进，暗中蓄势，而曹爽则自视清高，操纵政权，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大肆排除曾依附司马氏的异己，奖掖提拔自己的亲信，由此展开了一场轰轰

3、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在“高平陵之变”中，司马氏一举挫败曹爽，成为最后的赢家，操纵着曹魏政权，自此，司马氏又大肆排除异己，铲除对其有二心的其他氏族或势力，又展开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在这些纷繁复杂、旷日已久的斗争中，士人们的生存处境极为险恶，为了苟活于乱世，远离复杂的政治斗争，他们只好追求“简约云澹，超然绝俗”的精神世界，于是形成了这一时期士人自信风流、不拘礼节、不滞于物、特立独行的狂放个性，这就是鲁迅所称道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里狂放不羁的典型代表莫过于“竹林七贤”。其中又尤以刘伶为甚，据《世说新语》载：“（刘伶）身长六尺，

4、容貌甚。……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刘伶）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刘伶）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9“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昆衣，诸君何为入我昆中。”[1]第一则故

5、事描述了刘伶每天都会坐着鹿车，带上一车酒，叫家仆扛着锄头跟在马车后面，以备他在某个地方喝醉死去后能及时把他掩埋掉；第二则故事中刘伶不但好喝酒，而且用荒诞的办法来对付老婆，骗取酒喝，让人啼笑皆非；最后两则故事则将其特立独行、蔑视礼法的狂放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而阮籍的狂放性格更是特立独行，《世说新语》有载：“（阮籍）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少

6、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2]9阮籍狂放不羁的这些举措，似乎很不符合常理，更是有违于儒家礼仪，如果说这几则故事体现的是阮籍“越名教而反自然”的话，那么他为了拒绝司马氏的联姻而宿醉两月以及他的穷途之哭，则更能昭示他内心无法言表的苦闷。除此之外，“竹林七贤”的其他人物，都在他们的为人处世中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与儒家所倡导的礼法格格不入，嵇康的傲视权势、宁死保节，阮咸的与豕同饮、借驴追婢，都展现了他们

7、卓然独立的，甚至是刚直不阿的个性。即使其中的山涛、王戎、向秀最终为司马氏所用，但他们也绝非是一般的政客，面对司马氏高官厚禄的信任和重用，他们亦表现出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其实，竹林七贤只是这一时期众多文士的代表，由于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到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他们大都只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来明哲保身，使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8、建安作家的那种“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风骨不复存在。对于魏晋时期文士们这种沉醉饮酒、爱好清谈、狂放不羁的性格，鲁迅先生如是分析：“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