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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在新时期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农业的功能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农业对于国家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产业部门,有着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和关键性的战术功能。当前,是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度的关键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整合,以及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增强和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进程的加速,我国农业发展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不可调和,必须利用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行变革、选择一条可以有效消除资源条件制约的发展途径,这就需要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具体化。山西省地处黄
2、河流域,有着悠久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发源地,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引领了农业的创新与发展,使山西省成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旗帜和典范。当前条件下,诊断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明确山西省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对于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对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包括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场域分析、对策建议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生产方式理论和农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确立了以农业区位条件为基础、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方式和农业管理方式为主要脉络,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经营效益、农业协调发展能力为
3、主要衡量依据,即期场域研究为微观验证的基本研究思路,分析论证了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要素禀赋、发展特征、存在问题、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动力,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方向、目标与路径选择。具体结论如下:(一)本文运用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山西省农业的生产效率,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网络平台调查法对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进行了特征性分析,运用区域农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评价了山西省农业的协调发展能力,综合山西省农业生产效率特征、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特征和山西省农业协调发展能力特征得出,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问题是
4、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发展极不协调,农村居民家庭自主经营、创造效益的能力在减弱,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扶持政策的依赖在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规模偏小,盈利能力普遍较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农业纯技术效率水平低,农业要素规模效率支撑了山西省农业的粗放式发展,2009年山西省农村居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由经营性收入开始向工资性收入转变,2014年山西省农业资源-环境系统承载力达到极限,2015年成为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起点。(二)通过场域的案例剖析,总结归纳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制约
5、因素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利用问题;二是农业经营中的人力资本问题;三是农业管理中的财政支农问题;依据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特征的实证分析,总结归纳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动力因素,其中山西省经济深陷“资源型陷阱”,传统资源型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到尽头,全省上下认识到了产业结构优化的迫切性,坚定了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信念,成为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最为重要的外部动力;由于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发展现状背离了农业生产主体、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管理主体的根本目标,因而产生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内生动力,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山西省农业生
6、产方式追求效率提升的动力;二是山西省农业经营方式追求效益提升的动力;三是山西省农业管理方式追求产业协调发展的动力。(三)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式,具体包含以下三大特征:第一是生产集约型农业,农业生产效率高,11个地市农业生产的超效率DEA值大于1,农业生产的纯技术效率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是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农业经营效益好,农村居民家庭自主经营、创造效益的能力较强,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基本持平,农业经营主体的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是环境友
7、好型农业,农业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农业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与农业人口系统、农业经济系统和农业社会系统形成良好互动,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家庭劳动力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根据山西省的区位条件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管理方式发展的轨迹,山西省农业应该将“莱茵+生态+智慧”模式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即从农业发展形态上以发展中小农场为主,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选择生态智慧发展路径,借助旅游、休闲、养老、养生、景观这些农业资源业态,突破农业产业经营效益的局限性,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拓宽农业的增收渠道,利用互联网对传统产业链条的整合,
8、将本地化农业进行特色化、共享化、一体化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发展“功能农业”,构建概念增长极;二是推进玉米去库存,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三是利用“互联网+”发展订单农业和社群农业,四是增强果蔬品牌实力,推动杂粮、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