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时期赋体文学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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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武时期赋体文学综述一、赋的书面化创作第9页共9页赋由口头转向书面，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因素的逐渐加强，即书面化创作、传播及对作为书面形式的赋体作品的鉴赏与评价。清水氏在论及扬雄时代把赋变做书面文学时认为："扬雄《长杨赋》虚构的主客，不是‘子虚‘和‘乌有先生‘，而是‘子墨客卿‘和‘翰林主人‘，因为是用笔墨写成的文章。可见当时作赋，通常以笔墨写成。"[1]234这一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以笔墨作赋，并不始于扬雄。简宗梧由《汉书》有关赋家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都有奏赋的记载，证明西汉宫廷赋都是书面写作，再上奏口诵[3]138。我们姑不论简氏所说的"再上奏口诵"成立与否，仅就其"都是书面写作"这一点而

2、言，确乎极为准确。而且，可以进一步指出，至迟在汉武时期，赋体作品基本上已是以笔墨写成。除简氏所举司马相如之例外，《汉书•枚皋传》说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皋。"[4]2366既然是"为文"，就应该先有书写的过程。这一点，与后文"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对看，就体现得更明显，因为司马相如赋必定是先经书面创作（详后文）。尤其是，《汉武故事》中有相类似的一段记述："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相如作文迟，弥时而后成。"[5]170则"为文疾"当即是"下笔即成"的意思。另外，《招隐士》王逸《章句》中提到淮南王安的八公之徒"著作篇章，分造

3、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6]232，"造"犹"著"也，《论衡•案书》："《新语》，陆贾所造。"[7]"造辞赋"也就是写辞赋。第9页共9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简氏认为是"由于西汉宫廷待诏的赋家众多，所以虽然名为言语侍从，但可能没有随侍左右之实"[3]138，这个解释无法成立。因为他所提到的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都有随侍左右之实。如《汉书•严助传》："（武帝）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并在左右。……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4]2775《王褒传》："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4]

4、2829《扬雄传》："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4]3522我们以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辞赋的欣赏法，已向看赋偏移（详后文）。另需指出的一点则是，固然扬雄时代之前仍有诵赋的记载，但作者与表演者身份分离的现象也已明显加强。因为赋诵既有其特定声调，则非经专业训练者必不能表演。《战国策•秦策五》："王使子诵，子曰：‘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8]又《汉书•王褒传》："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4]2821虽然异人所诵非赋，赋诵或亦与辞诵有别①，但这两条材料已足资证明诵为专门之学。朱晓海认为，赋诵时"经常配合所赋内容的角色多寡及性别转换

5、声口，而且很可能还需要有许多表情、手势等搭配，以加强效果"[9]，赋诵者要做到这些，自需进行专门的训练。所以，即令当时有些赋是为口诵之需而作，但奏技者就未必是文士本人。如司马相如病口吃，不能剧谈，如欲作赋诵，此必期期以为不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提到的"时时间作"的"公卿大臣"之属[10]21，也肯定不会去做赋诵的表演。至于言语侍从之臣，当然有熟谙赋诵之道者，如枚皋、东方朔等"恢笑类俳倡"[4]2366、"上颇俳优畜之"[4]2775。但由前述枚皋之例看，恐怕也多是先进行书面创作。总之，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至迟在汉武时代，赋基本已是书面的写作。二、书面化赋的传播及鉴赏第9

6、页共9页在扬雄之前，赋体作品以书面形式进行传播已是相当普遍，前文所述及的"奏赋"自不必再论；即就社会大众的接受方式而言，也是如此。《西京杂记》卷三："长安有庆虬之，亦善为赋。尝为《清思赋》，时人不之贵也，乃托以相如所作，遂大见重于世。"[11]154可见司马相如赋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因此，社会上也必有其作品的广泛流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家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

7、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12]3063以言封禅事为异，知汉武所求，自为娱乐性的赋体作品。故"时时著书，人又取去"，恰说明此类作品在社会上流播之广。又《汉书•扬雄传》："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至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常拟之以为式。"[4]3515既然是"拟之"，可见也有书面文本作为依据。另，《汉书•艺文志》："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