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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学家伉俪的幸福生活周佑勇、刘艳红夫妻两人都先后获选“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这实属中国法学界的传奇和佳话。20年来,这对伉俪在科研道路上相互砥砺在刘艳红于2014年2月21日获选第七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后的几天里,来自四面八方的赞誉挤爆了她和丈夫周佑勇的短信、。刘艳红和周佑勇都是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的教授。难得的是,在妻子成功获选之前,周佑勇已获得第六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一家“双杰”,堪称全国法学界的佳话!3月1日,在南京一处约好的地点,坐在记者面前的周佑勇聊起妻子获选的事依旧很兴奋。戴着一副银边大
2、框眼镜的他,举手投足间都显得非常稳重,而身边的刘艳红则活泼开朗,不时在一旁打趣。事实上,即便是得奖之前,刘艳红夫妇也绝对算得上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同为湖北人,同年同月生,大学本科同一个班,同在武汉大学成为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样学术成果丰硕、获奖无数。在私下里,他们被学生们称为“神雕侠侣”。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对夫妻的的确确在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实现了彼此相互帮助,尤其是互相帮助对方成为更好的自己。法学家夫妻的青葱岁月第9页共9页“70后”的刘艳红和周佑勇爱情萌芽于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佑勇是班上的学习
3、委员,刘艳红则是团支部书记。而这一切的发端,用周佑勇的话说,就是“突然有这么个女生吸引了我”。“假装无意地制造机会,接近‘犯罪目标’。”刘艳红回忆起青葱岁月使用的也是刑法专业的“法言法语”。在她看来,周佑勇这位狂爱学习的校级优等生并不擅长追女生。周佑勇则解释说,那时的中南政法鼓励学生报考研究生,并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在共同的考研过程中,二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证据是:最后二人都没考上研究生,但是“家事”谈成了。1994年,在毕业两年后,周佑勇考上武汉大学硕士的第二个月,刘艳红、周佑勇正式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未立业先成家,
4、成为同学中结婚最早的一批人。在刘艳红看来,周佑勇“天生就是搞学问的人”。因为当大学里大部分人还只知道玩的时候,周佑勇已经开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了,而且有多篇发表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当时,这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周佑勇说,醉心于学术既有老师的鼓励也有自己的兴趣。看着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是一种惊喜,也能感觉到成就感。上世纪80年代末,正值大学期间的周佑勇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我觉得中国当时改革开放到那个时候的确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我们需要一个对体制、机制的反思和思考。”周佑勇说。第9页共9页刘艳红则直言自己学术是受到了周佑
5、勇的带动——虽然自己因为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但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学术,甚至觉得写文章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时他天天在家写,我一个人没人陪,在他的鼓动下也开始学写文章。但是我发现我根本不会。他手把手教我,给我改,帮我定框架。”刘艳红说,大概有个两三年,也正好是硕士阶段,就慢慢上路了。而在周佑勇看来,刘艳红有着很好的学术天分,学术敏锐性非常强。他举例说,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刘艳红的硕士论文《罪名确定的科学性》不仅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还发表在了法学界顶级刊物《法学研究》上。“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的进入学术界,而且起点这么高。这
6、对我的鼓励特别大。”刘艳红直言。在这个过程中,周佑勇也给了刘艳红巨大的帮助。在刘艳红去北京大学攻读博士之前,他坦言自己“花的功夫比较多”,主要是为了帮助妻子思考问题,要看很多书。逐渐地,这种帮助成为了相互扩大视野的交流。周佑勇解释,尽管自己主攻行政法,妻子主攻刑法,但法学是相通的,而且两个人从不同的学科去思考问题的视点也不相同。“学术标签”的产生刘艳红感到,在北大读博的三年半给自己的影响是终身的。北大自由宽容的学术氛围,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刘艳红的学术兴趣,也历练了她独立自主勤于思考的学术品格。“在那个过程,我觉得自己实现了一种
7、涅盘,从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学术,到毕业时彻底明白自己要干什么,完成了一个转身。”刘艳红说。第9页共9页“实际上我俩有共同的感觉,读博之前都是一个起步阶段,读博之后经过训练,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术规划,而不像以前只是懵懵懂懂地搞研究。”周佑勇有着相同的看法,“要有一种学术的延续性。”周佑勇的研究就是从行政法的原则入手,进一步扩展到行政裁量。他表示,做学术最重要的就是专注,“从原则到裁量有一个学术的传承性。这样逐步在规划自己的研究,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己走向深入,有影响力,取得重大的成果。”刘艳红说,在博士毕业
8、后的发展中,周佑勇给自己的帮助,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文章如何去写,而是从相互的交流变成了给自己压力。“他说你没有代表作,没有自己的亮点,没有让人一提起你就知道你这个人的成果是什么的那样一个作品,你必须要打造自己的学术标签。他老这么唠叨,唠叨了好多年,我特别的痛苦。”刘艳红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