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自强舅舅的“燕大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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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自强舅舅的“燕大情结”《一生的燕园》一书作者夏自强是我的堂舅。直到阅读这本书稿时，我才发现自己对他其实了解很少。说起来，自强舅舅是我们家在北京唯一的亲戚。“文革”前，上小学的我，每年总有一两次跟着父母，到西郊来看望姥姥和舅舅。那时交通不便，中关村对于居住在东城区的我们，已是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们到这里只是走亲戚，北大虽然近在咫尺，也明知是舅舅与舅母工作的地方，却与我毫无关系，故从未动过参观的念头。“文革”开始后，亲戚间也断了往来，因为两家都落了难。只有一位在农大读书的表哥凭借学生的清白身份，还在两处走动。不过，很快他就写信通报了到舅舅家的见闻：家中无人，门口被贴了一副“庙小妖风大

2、，池浅王八多”的对联。问了邻居，据说姥姥已被赶回老家，舅舅与舅母进了牛棚。自强舅舅当时已是北大校党委委员、社会科学处副处长，罪名于是派定为“走资派”校长陆平的“红人”，忠实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郑必俊舅母是技术物理系的党总支副书记，自然也逃不脱成为黑帮的命运。接下来的是插队、去干校，直到返城，两家再通音问已是“文革”后期。而我自己真正与自强舅舅有了接触，则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考取北大后。入读前几年，舅舅还在北大工作，住在中关园，我一个学期大约总会登门两三次。一九八二年后，“文革”前的北大党委副书记彭云就任教育部副部长，舅舅随即被调去做高等教育一司司长。人虽然离开了北大，家并没有很

3、快搬走。记得姥姥去世时，我和妈妈还同舅舅全家及其他亲属，一起去八宝山参加了遗体告别。再后来，舅舅举家搬到了位于北三环的教育部宿舍，空间距离远了，加上我们自己的事情也越来越多，除了春节的例行拜年，其他时间已很少前去探望。关于舅舅的消息，多半倒是从旁人那里辗转听说的，如与他同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担任副主任的安平秋教授，在系里见到我时，便常会提及舅舅对他们工作的支持。虽然早在一九九四年舅舅即已离休，可他的社会职务并未减少，还是处在工作状态。作为国家教委全国高校设置评议委员会委员与巡视员，十年前他还是频繁外出，甚至远到国外考察。他也很体谅我的忙乱失礼，每次见面，总是温和地询

4、问我们兄妹以及中文系的情况。他对文史哲各系教师的熟悉，让我觉得他似乎一直没离开过北大。和舅舅真正在工作上发生交集而联系增多，实在二○一一年六月以后，彼时，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先生邀请我担任该院创设的“燕京中心”主任。而我之所以得到杜先生青睐，与我的专业研究领域―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应无多少关系，更多的倒是因为自强舅舅乃是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