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中的宗族传统及其未来命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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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建设中的宗族传统及其未来命运肖唐镖【内容提要】现代政治应当具有多元性认同面向，其中，既有属于国家层面的认同，也有属于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层面的认同，它们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包容。包括家庭、宗族组织在内的血缘认同虽不再具有主导性地位，但并不是要被消灭。乡民以国家公民身份为基础，既可以村民身份而行动，也可以企业职员或民间组织成员角色而行动，更可以某宗族族人角色而行动。由此，乡民就真正实现了公民权基础上的“多元性认同”，宗族社会也即成功地融入了现代公民社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近百年来，传统宗族纠集了国人太多的焦虑或痛楚，迄今不解。今天，我们已有条件冷静而理性地反思：应当如何理解和评估百

2、余年来中国宗族在乡村建设中的历史功能及其变迁？它将何去何从？    一、农村宗族的百年命变    在传统中国，包括宗族在内的乡村权力与国家政权对乡村维持着良好的共治格局。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以“现代化”为标识的国家政权建设之启动，宗族越来越被视为褊狭、落后、封建的“传统”，欲以正规化的科层体制取而代之。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尽管做出种种努力，宗族依然对乡村社会发挥着“正式治理者”角色的功能。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人在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的政治社会运动中，全面实施对传统宗族的渗透性清理，当此之际，宗族真可谓遭遇亘古未有的“千年未遇之变局！”1957年，弗里德曼提出：人民

3、共和国政府的根本改造，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宗族组织；以及在香港，宗族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抗工业经济和管理体系的侵害”，应当“求助于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从事的考察”来检验。①实际上，在经过超强的政治高压(1953~1959)而短暂的“休眠期”后，宗族依然忽隐忽现于乡村尤其是南方乡村，发挥着“非正式影响者”的角色。    迨至70年代末，国家政权针对包括宗族等传统在内的有计划、成系统的统治型政策逐渐消退。近30年来，对农村宗族，主流意识形态已逐渐回归常态，除了偶见打击政策及个别地方政府的打击行动外，常见的多是一般政策的“溢出效应”，如计划生育政策、撤乡并村政策等，它们对宗族的生存走向已经、

4、并将继续产生影响。而自90年代初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实际启用的“强人村干部”等政策，也曾从另一个方面改变宗族的生存环境，刺激着宗族的重建。    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宗族已在国内农村部分地区重建，在南方乡村的复苏则更为普遍，江西农村甚至达到六成左右。在江西农村，重建后的宗族已经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作用。与传统的“正式治理者”角色相比较，“非正式治理者”角色的特征在于：一方面，宗族能以多种方式参与乡村治理，从村干部的选任到村务决策和管理，都可以看到宗族的影子，因而也是乡村治理者中的一元；但另一方面，在总体上它的参与却是非正式的体制外行为，并不具有合法性。与它曾在建国后的前30年

5、间所具有的“非正式影响者”角色相比，“非正式、体制外”是它们的相近处，能否“参与治理”则是它们的相异点。与“影响者”所具有的消极意义不同，“治理者”体现出更多的主动性、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强的实际效应。不过在总体上，当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往往是通过非正式渠道的影响，而非直接干预。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尚存，以至于在很多地方，宗族的存在本身就介于非法和合法之间，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招致取缔。这一点，使得现阶段的宗族跟民国时期及其前宗族有合法存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    然而，当下宗族面临着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强力冲击，即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人们对市场经济和市场法则的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

6、共同的，即：认为市场法则对包括初级关系在内的所有的传统社会关系、从而对社会结构有着毁灭性影响。这种变化，在西方社会曾经发生。在当今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它正通过汲取和调离乡村地区的人口、财富、土地等资源而挖掘宗族生存的物理基础，并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嬗变而改变宗族生存的社会和心理基础。这样的变局，将对当下和未来的乡村宗族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十分值得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二、宗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多元性规则    在讨论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逻辑与规则时，笔者注意到以下几类情况：    其一，江西省一个普通村庄——田段村的管理状况。村庄内分两个村民小组，自上而下的行政事务由两个小组长主持，他们

7、按行政化规则来完成。村庄由一大一小两个宗族组成，各族内部事务却是按民主而非专制的方式管理着。村庄还有一个由大宗族支配的村长班子，它由全庄户主会议选举产生，管理着村庄内部的事务，如管理全庄山林、水面等集体事务。村长班子的产生及其决策、管理方式，也像宗族事务的管理一样，按照民主规则运作。这里反映了宗族和村庄内部的治理机制与规则。    其二，当涉及村庄外部和宗族外部事务，如村委会事务的治理时，江西古竹村小姓干部的无奈之言特别值得注意。在该村，宗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