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亚洲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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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文化与亚洲未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贾保华    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背景。特别是自从马克斯·韦伯用新教伦理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来，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二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的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并且引起了人们对儒家文化的普遍关心。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即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不过，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却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深的疑问，许多

2、人指出了儒家文化的内部缺陷，并且把它归结为引起危机的内部原因。    在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将近5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的尝试，再次遭到了失败。因为事实证明：尽管今天的东亚社会文化与5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截然不同的变化，但是，经济已经开始复苏。而且，相对其他地区而言，东亚依然是经济增长率最高、社会最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地区。虽然日本经济依然低迷，但是，那是因为受到了10几年前发生的泡沫经济破灭的影响，而不能归咎为儒家文化的原因。

3、    因此，本文主要目的是想探讨和回答这个问题：东亚经济发展与儒家文化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究竟存在什么关系？笔者的结论是：在某些特殊场合，我们可以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特征来说明其经济发展或停滞的原因；但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或停滞的主要原因，不应当用该国或该地区的内部的社会文化特征来说明，而应当用它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这一体系的内部的本质来说明。    在下面的文章中，笔者对此进行展开说明。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的考察对象主要是东亚，但是，其结论对

4、于考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其他亚洲地区，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1，新近东亚出现的儒家文化热        众所周知，在东亚地区，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中日建交时间较早，两国人民交往频繁，因此，日本的情况，我们比较了解。而韩国由于建交时间较短，人员交往较少，因此，我们对韩国的情况则不大了解。其实，根据笔者在韩国进行研究和生活的体会，我发现儒家文化对韩国的影响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想象。    2000年9月笔者初到韩国时，就遇到了一股新的

5、中国儒家文化热：书店里摆放着有关书籍、电视韩国的里播放着有关讲座、一些大学在筹备有关的学术讨论会。而在我们参观过的历史名胜和接触过的中老年韩国人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和影响。当然，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被韩国吸收和改造以后，也就变成了韩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依然可以归结为儒家文化。而这种儒家文化热，也同样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中国和日本。    不过，在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关心高涨的同时，笔者也看到了另一个问题，即韩国的舆论界和学术界对儒家学说的总体评价依然明显地偏低。比如，

6、韩国第一大英文报纸KoreaHerald在一篇评论中（2001年1月3日）就指出：韩国社会普遍认为儒家学说属于一种已经过时的、有消极影响的陈旧哲学。    由于这个缘故，韩国对本国的古代学者及其思想也持批判的态度。比如，梨花女子大学教授ChoiJoon-sik就指出：在以李（水旁+晃）（1501-1570年）为代表的朝鲜著名儒学家的思想中，缺乏西方进化论所体现的辩证法，强调个人对国家的服从，等等。甚至韩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集团主义”（类似于中国的所谓“小圈子”），也被认为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消极结果。

7、因此，Choi教授的结论是：儒家学说无助于促进韩国人民的利益。    其实，类似的观点，我们中国学者并不陌生。而且，凡是对亚洲和欧美的舆论比较关注的读者都不难发现：这位韩国教授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相当普遍的代表性的。就历史渊源来说，它实际上来自于19世纪末期中国的改革派知识分子对儒家学说的否定论（为了便于比较说明，笔者想将其称为“中国的观点”）。不过，我们在使用这种否定论的时候，必须注意它的历史前提——因为对儒家学说的消极评价或彻底否定，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8、由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知识分子），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推翻满清封建统治阶级），而做出来的。    因此，当“中国的观点”被传播到了外国以后，特别是被外国的知识分子当作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而接受、并且试图用它来说明和解决当地的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时候，则不免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即“中国的观点”可能不符合他们的国情。    以现在的韩国为例。当专家和学者试图在当前的社会弊病（如“集团主义”或企业的“家族式经营”）与古代的儒家思想之间建立“联系”的时候，他们似乎就犯了这样的认识论的错误。我们知道孔子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