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外交原则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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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的外交原则及其当代意义2012年10月18日　　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盛洪面对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重大国际问题，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在互相矛盾的表态和政策背后，显然缺乏一种基本价值准则。而在当今世界，占据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准则及其背后的价值观，仍然没有摆脱实质上的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实际决定国际关系的，仍然是实力。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符合天道正义的国际宪政规则。在诸多思想资源中，也许儒家的相关资源最为丰富。中国是世界历史中罕见地实际实行过天下主义的文明，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传统。挖掘儒家的国际宪政原则的思

2、想资源，也许不仅为中国，而且为世界提供一个具有道德价值的国际关系准则。儒家的“世界观”梁漱溟先生曾说，相对西方人，中国人重天下而轻国家。在儒家看来，人类社会不应该有一个边界，所以用“天下”来形容所有的人类社会的存在。仔细想想，“天下”一词有其特点。第一，天下即“天之下”。“天”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概念，天之下必然涵盖了所有的人类社会，无一遗漏。第二，天下虽然没有边界，但其规模是未知的，所以在观念中的“天下”会随着人们对已存在的人类社会的了解而变化。这是一个适用于古今的具有永恒意义的概念。那么，儒家对“天下”的态度是什么呢？《礼记·礼运》说，“以

3、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意思是说，天下所有的人都像一家人一样。我曾在“论家庭主义”一文中指出，从经济学的概念去理解，在所谓“一家人”之间，在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上并不互相独立，即一个家庭成员的效用会给另一个家庭成员带来效用，因而他们之间的利益并不直接的互相对立。而经济学假定的个人主义的个人却是在成本和收益上互相独立，他们之间的利益存在着互相对立的一面。这种区别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将其他社会的人看作是自己在争夺既定资源时的竞争对手，自己的福利取决于竞争的结果。而竞争的手段并不排除武力手段。最极端地，是将竞争对手消灭。

4、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将别的社会的人看作是自己的家庭成员，这个社会的存在本身就对他们自己的福利有所增益，所以他们愿意牺牲一部分自己的利益以维护这另一个社会的福利。即使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内部也会采取共同减少福利、以及更倾向于后代的方式分配资源。因而这种态度不倾向于诉诸武力。总结一下，儒家的“世界”在哲学层次上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也就是一个没有“外人”的世界，也就没有“我们”和“你们”之分；所有的人都被按人来对待，而不是“我们的人”提高自己福利的工具或障碍，从而不会被当作“物”来对待。儒家的“民族观”然而在现实中，儒家仍然把“人”分成

5、不同的类。只是划分的标准，既不是肤色，也不是财富，而是道德。儒家的这种分类充分体现在夷夏之辨中。据蒋庆，“夷夏之辨的标准在野蛮文明，而野蛮文明的标准即在仁义道德。”“凡符合仁义道德的，《春秋》则中国之；凡不符合仁义道德的，《春秋》则夷狄之。”所以夷夏之辨的性质“是道德之辨，而非种族之辨。”例如在春秋时期，楚国本是南方蛮族，但楚庄王做了一些符合仁义道德的事情，《春秋》就加以肯定，而中原的晋国做了一些不符合仁义道德的事情，则在这一点上被《春秋》贬为夷狄。这种分类的特殊之处，在于夷和夏的区分并不构成人群之间利益冲突的基础。对于华夏来说，夷夏之分并

6、不意味着华夏民族与夷狄之间必然的利益对立。用经济学来解释，对仁义道德的理解和施行，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是，不用损害别人的手段去增进自己的利益；而不理解和不施行仁义道德的夷狄则是因为没有较长的时间视野，可能用损害别人的手段去增进自己的利益；这与一个社会的发展时间以及是否出现过足够多的文化精英有关。华夏民族强调夷夏之分主要是提防夷狄只图当下利益，不按仁义道德的规则行事，从而会损害华夏民族的利益，但不意味着华夏民族在生存上比夷狄更为优越，从而可以侵夺夷狄的土地和财产，甚至奴役他们。因此，夷夏之辨与上节所说“天下一家”的主张并不冲突，却和西方人的文明

7、与野蛮之辨有着本质区别。他们认为，“文明人”可以发动征服“野蛮人”的战争，奴役他们，并将他们的财富据为已有。例如尼孚指出，“在战争中可以获得的财富是由野蛮人及其财富构成的，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对于希腊人和拉丁人而言，……野蛮人是天生的奴隶，……野蛮人及其物品都是供所有希腊人和拉丁人共同使用的。”在这里，“文明人”与儒家所谓的“夏”有所不同，是指在技术上较领先，其道德规则只适用于本社会范围内的一群人。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现代，为欧洲殖民者征服、屠杀、掠夺和奴役美洲印第安人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而儒家从来没有相似的观念。对于夷狄，儒家只有被动

8、的防御观念，即《春秋》公羊传所说，“不与夷狄之执中国”。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华夏文化，所以华夏民族与夷狄之间的武力对抗，主要是为了“尊王攘夷”。当然儒家也强调只能“以夏变夷”，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