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国乡村民主及早年台湾地方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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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国乡村民主及早年台湾地方选举一、中国大陆政权结构的异数——村委会　　最近几年来，在海内外关注中国大陆社会变迁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个热门话题，这就是：中国大陆乡村的民主选举和自治。人们对此辗转相传，谨慎评估，虽情有所衷却不动声色，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公开张扬。似乎每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株来之不易的娇嫩的幼苗，深恐大声喧哗会导致当局的注意，从而把幼苗扼杀在尚未茁壮之际。　　人们的一个中心疑问是：何以中央政权放手让乡村选举自治？它是主动还是被迫？　　其实，此事并非突发于今日，它已走了不短的一段艰难历程。若要认真追溯其缘起，还需要从七十年代末中国

2、农村的状况说起。　　1.八十年代乡村自治之前的背景　　七十年代末期，恶梦一般的文革终于结束。放眼大陆，满目疮夷，百废待兴。当局为挽回人心，拯救残局，实行放松控制、与民休息的政策，遂使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体。其时，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秘密地自发实行分田到户，包产到户。此举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最后终于被以邓小平、万里、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当局所认可，于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如狂飙突起，迅速蔓延到大陆各省。　　伴随着上述进程，特别是由于人民公社解体，农村的组织结构开始发生重要变化。最基本的，是从原来的“公社--大队--小队”结构向“乡政府--村民

3、委员会--村民小组”结构的过渡。实际上是把生产组织和政权组织区分开来，并让原有的生产组织自行消亡。　　这是一场结构性大转换。　　a.中央政权在农村统治能力的丧失　　转换的结果，是中央政权在农村统治能力的丧失。　　这一过程，是从中共基层组织政治功能的衰退开始的。时间，是1982年到1985年。　　自农民各自分田到户后，乡村的经济活动已与中共在乡村的基层组织X络甚少关联，农民各干各的，中共干部的行为已无法影响农民的日常生活了。这就意味着，中共基层干部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已不能获得什么利益了。而在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庞大的统治X络的利益输送，在抵达末端的基层时，其利益

4、已几乎等于零，因此，从自上而下的方向看他们也不能获益了；同时在乡村经济活动机会增多的形势下，如果不老老实实自己去搞经济活动，就等于丧失捞取利益的机会，有鉴于此，愿当中共基层干部的人越来越少。　　这就造成了中共基层组织的瘫痪局面。其主要表现为，组织生活名存实亡，干部职位空缺，机构职能瘫痪，不能发展新党员，无人上交党费……等等。据统计，当时农村75%的中共基层组织已经瘫痪了。　　与组织瘫痪相伴随，公共服务开始荒废，治安情况迅速恶化。　　而在另一方面，剩下的原基层干部充分利用手中的最后一点权力去攫取利益，迅速腐败，并使用各种强制手段，集资摊派，横行乡里，造成非法摊

5、派和收费的泛滥成灾，酿成了紧张的干群关系。　　中共的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着统治能力及合法性的双重危机。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结构开始出现，以填补空白，维系治安，聊补公共服务，提供社会福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族组织、宗教机构以及黑社会的逐步恢复，　　上述种种状况，引起了北京高层的震惊。最使其坐立不安者，莫过于中共在农村统治能力的丧失。　　b.寻求合法性：一个时代课题　　开初，中共还企图沿袭老路，采取自上而下强化基层组织的强硬措施。主要是一些国务院官员担心不如此则无以收缴农业税而设计的。他们尝试了各种重振内部组织X络的方式，全部归于失败。后来，中央

6、被迫放弃了从上至下的传统努力。　　这时，农民自己的创造性行动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2.乡村选举的出现　　c.“村民委员会”的出现和推广　　80年代初，广西宜山县和罗城县自发组织了“村民委员会”，填补了基层政治真空：维护治安，调节纠纷，管理公共设施，提供福利。当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闻讯后，对此大感兴趣，力主在全国推广，以填补基层真空。此后，各地起而效尤，在彭真的大力推荐下，这种组织形式终于为北京所承认，于是，村委会写进了1982年宪法，成为合法机构。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通知》，对村委会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至1

7、985年初，北京宣布全国已建立了968,628个村委会，并宣告工作已基本完成。　　然而，如何具体产生和形成村委会仍无制度规定，悬而未决。这引起了激烈争论，导致试点，并开始起草具体法律条文。　　在起草过程中，村委会组织法草案在全国人大讨论时引发大辩论。焦点是意识形态分歧和北京上层的权力斗争。有主张强化党对基层组织领导的，有主张授权乡镇政府任命村干部的。问题是这些方法早就用过，实践上行不通。微妙的是，与在外部世界的保守形象相反，彭真在此事上面力抗保守派，力促该法通过。从这里我们又一次清楚看到，中共高官其实并无意识形态定见，意识形态只是夺取权力和巩固权力的手段。彭

8、在人大，他必定要加强该山头的权力，而强化法治就是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