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档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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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事诉讼档案解读摘要：我在最近的一项关于乡村宅基地纠纷的研究中，接触到大量民事诉讼档案，在阅读法律卷宗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那就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在提出权利主张时所表达的事实，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都会提供相关的人证、物证，这使人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从法官的角度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力寻求最大限度的法律事实，以使纠纷获得公平的解决，法官所关心的是“法律事实”。而法律人类学者所关心的是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背后的秩序逻辑，是一种“社会事实”，但具体到一个诉讼案件，法官对法律事实的选择也可能成为学者所关心的社会事实的一部分。苏力认为：“中国法官常常把在英美司法

2、中的事实争议处理称作定性……中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在处理事实争议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现有的制定法概念体系中为这些带刺的事实安排甚至挤出一个合适的位置。”[1](p221）苏力的分析颇具洞见，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基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角色选择问题，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我更为关注的是司法实践背后的法秩序问题，因此会透过所谓法律事实的争议去揭示其中蕴涵的社会事实。关键词：民事诉讼档案社会事实黄宗智关于表达与实践的区分，尽管在关于清代司法的研究中由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得出结论——清代司法具有保护产权的性质，但这一区分对于解读民事诉讼档案仍然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民事诉讼中的法律事实部分更多的

3、是一种表达，而表达也是一种现实，与所谓的客观性现实存在着一定的背离。黄宗智在关于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的研究中，揭示了表达与实践的不一致性，正是二者的不一致性强烈地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2]。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本身也成为农村阶级斗争实践的组成部分，比如共产党以阶级斗争话语在土改过程中进行政治动员，即已成为土改不可分割的部分[3]。因此，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的界分只是相对的，而民事诉讼档案所呈现的表达与实践之间的背离则更为突出，这也是黄宗智对民事诉讼档案珍爱有加的原因。他认为：“比起其他的材料，法律文件更能阐明习惯性实践和官方意识形态二者的逻辑，以及二者之间关系

4、的逻辑，它们本身尤其便于寻找一些隐含的原则和遵循的逻辑……法律档案记录为我显示了表象的重要性，但是它也提醒我注意真实的证据和虚假的证据、真相和虚构之间的关键性差异。”[4](p269）尽管存在着当事人基于自己的权利主张(准确地说，是“利益主张”)而提供虚假证据的情况，但即使双方当事人的主张都有理，且能提供真实证据，也仍然会存在表达与实践的背离，那是因为关于公平和正义的想像不可避免地融人当事人的话语中，以此为基础的法律事实的建构自然表现了相当程度的表达的不确定性。基于对司法实践与民间习俗关系逻辑的问题意识．黄宗智更多的是关注法律档案中显示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实际上是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之间的

5、差异。我的问题意识的侧重点是在地方性秩序场境中揭示民事诉讼的多元化实践面相，因此我会更倾向于将民事诉讼档案中法官和当事人关于法律事实的表达也视为法律实践的一部分，无疑会在相对化的意义上消弭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的差异，尽管这种差异是存在的。做表达与实践的区分，仍然是一个理论的逻辑，可能会妨碍对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的理解。就我所接触的宅基地纠纷的民事诉讼案卷看，庭审记录和法官庭外调查所反映的当事人和证人对于事实的表达，已经很难做法律事实与社会事实的二元界分了。与其如此，倒不如将其视为法律实践的连续性整体，以在社会事实的多维视野中透察其内在的逻辑。我阅读案卷的一个感触是，当事人和证人的话

6、语表达实际上也深刻地反映了地方性秩序的主要侧面，他们的声音在我的研究文本中必须占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把他们打发去度假”或作为自己建构结构式概念的“人质”。这就不仅是档案资料的解读问题，而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如何运用资料的问题了。这里，可以进一步厘清两个问题，一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作为地方社会成员的表达和社会记忆本身就构成关于地方社会的想像，因而也成为地方性秩序场境的组成部分；二是可以通过由以往的“分析文本”转向“叙事文本”，尽力发现隐藏在社会事实深处的当地人的社会主体性，民事诉讼档案中当事人的表达有诸多相互抵牾之处，我们也无法以法官的角色去做法律事实的剪裁，以公平的判决分清是非，更何况在实际的纠

7、纷中根本无法分清谁是谁非。因此．研究者的任务不在厘清是非，而在于透过当事人的表达来揭示地方社会秩序的逻辑。陈春声对乡村故事与传说的史料解读视角．对我解决这一问题有相当大的启发：“在是否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意义上争论口述资料和本地人记述的学术价值，是没有价值的。研究者的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口述资料和本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