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和谐医患关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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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差异与和谐医患关系建构　　1医患关系在历史嬗变中的差异化表现人与人之间是具有各种差异的，只有承认这些差异并合理利用，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由于差异背后隐藏着同一，所以仅有差异不可能产生运动，差异不能自己运动，只有差异与同一的矛盾才能造成运动[3]。差异与同一的矛盾运动在医患关系嬗变的历史轨迹中，其发展趋势表现为由替代性向共生性的趋近，由差异与同一替代的大波动向小波动发展。所以，医患双方的矛盾也表现为二者的共生、融合。　　在中国医患关系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差异与同一的矛盾运动体现的淋漓尽致。“无伤也，乃仁术也。”[4]孟子指出医学是施行仁道主义的术业，儒家之道体现在医疗上，就是要求医生应当

2、以仁为怀，思想上树立“人命之重贵于金”的基本理念，悬壶济世。人们称医学界为“杏林”，虽然具有神话色彩，但却赞扬了医务人员的高尚德行，传承的是儒家仁者爱人的道德理念。此时的医患双方的差异性是很小的，医生往往处于较主动的地位，但毕竟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医疗条件和水平极其落后，生命被神圣化，因此，古代的医患关系带有泛道德色彩，可总体上医患双方表现为同一，是相对和谐的。　　随着近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患关系与古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医学发展中技术属性与人文属性从此失衡，医疗活动中伦理与良知的视野从此遮蔽与迷失，医学的骄纵与贪婪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5]。因此可以看出，近代医疗设备的飞

3、速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经验医学的治疗方法，为医学事业注入强心剂的同时，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医生对医疗设备越来越依赖，而与之相对的客体——病人的交流机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医患双方的差异性相对加大，同一性则相对减少，医患关系由传统的相对和谐变得紧张起来。　　生物医学的发展是医患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分水岭，一些医学工对医疗技术的膜拜，把药物、手术或其他手术手段的施行作为医疗服务，患者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标本，却忘记了病患不仅是生物学存在，更是社会存在，是具有心理情感的活生生的人。医学水平的提高，片面增大了医患双方差异的落差，导致了医患矛盾的突显，特别是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

4、转变，医患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医患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多维关系已成为发展趋势。　　勿庸置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矛盾运动替代性规律，差异性在一段时间会表现强劲，因此，一些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是“红包”、“回扣”充斥医院，一方面是看病难、看病贵写满患方。在医患双方的差异中，不论医务人员医术多么精湛，自我期望值多么高，还是患者对自己的权利知之甚少，但在双方的人格上是平等的，这是医务人员与患方之间同一性的抽象表现对具体医患差异的协调。　　差异是事物发展的必需状态，没有差异事物是不会发展的，正如水没有落差就不会流动一样，医患之

5、间正因为存在差异，医患关系在历史嬗变中才得以发展。面对当今的医患冲突，从一般本质上来讲，如何区分医患之间的积极差异和消极差异，并对既成差异进行合理化的调整，是建构和谐医患关系必须解决的课题。　　2和谐医患关系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提出和谐医患关系的建构，并非简单的向最初发生医疗行为的古代回归，而是一种理性回归，就是在现代医患关系的条件下，寻求一种在差异基础上的和谐。在古代，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是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关系，医生在尽力为患者治疗和缓解病痛的同时，更注重对患者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患者的同情、关心、安慰等，使患者体会到一种情感的关照。尽管医生的身份等决定了他与患者的差异，但古

6、代的医生把这种差异作为一种积极差异，主动缩小与患者的距离，发展医患双方之间的同一性，唐代的“患坊”，宋代苏东坡创办的“安乐病坊”，无不是这种积极差异精神的体现。“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6]这是对传统医患关系的最好概括。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人的差异逐步加大，“求异”的思维模式占据着社会的上风，同样，那种具有泛道德化的医患关系也受到了侵袭，以往那种一对一的医患关系已不复存在，出现了一医对多患或一患对多医的多头关系，医患双方的情感联系相对减弱了。进入飞速发展的现代，医患之间的人际关系被机器和技术手段几乎隔开了，物化现象极其严重，许多医务人员和医疗单位认识不到

7、患者的权利，只注重自身的利益，而患者又受传统伦理义务论的影响，导致他们之间认知上的偏差，于是医患冲突便在所难免。　　医学是人学，是健康学，是围绕人类的健康而建立起来的，而健康作为人的基本人权，是人类生存和从事正常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医患双方的同一性，是医务人员与患者保持和谐的基石。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分析，医患双方作为能动的存在物，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向各种疾病做斗争，才能不被自然所奴役，保持自己(也指整个人类)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唯有如此，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