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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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政治思想教育”。笔者在本文中借用这一说法时，将其范围延伸，从十年扩大到五十年，从政治思想教育扩大到整个教育体系，但结论保持不变。因为又是十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听到了“素质教育”、“联合办学”等教育改革的脚步声。然而，教育的根本意义、目的、内容、方式这些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却未见到充分的探讨。而这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没有全民族的共识，单凭“减轻学生的书包”恐怕不能支撑起我们民族的现代化，从而也恐怕不能减轻压在中国几代人心头的“富强自由”的梦想的压力。笔者试图抛砖引玉，以此拙文就教于方家。一、教育系

2、统的双重功能中国文明成为古代世界诸文明中唯一延续至今的悠久文明，传统教育功不可没。截止近代以前，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受崇敬的教育体系。中国的圣人孔子，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育思想；自宋明以来的“学校”教育制度，是传统社会最完备，最开放的教育制度。教育系统有两种社会功能，一种是显在的功能，一种是潜在的功能。首先，教育系统是目的性活动的场所。它通过对未成年人的系统教育和培养，使其掌握生活技能以及社会规范，完成人的社会化和文化的再生产。中国传统教育普及层次的目的，是培养知书达礼、中规中矩的良民百姓的道德教育；提高层次的目的，是

3、“学而优则仕”，选拔国家统治集团的成员。其次，教育系统又是生活世界中交往活动的中心。根据哈贝玛斯的理论，人们的交往行为与目的行为具有不同的但又是缺一不可的价值。有文化的（书院或私塾）教师是民间（仪礼、公益、民事调解等）活动最活跃的组织者，是社区的舆论领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校就是国人对国事进行批评监督的场所。汉代和宋代的太学，明代的书社，均在教育活动中隐含某种政治交往的功能。当欧洲中世纪后期普遍建立大学和文艺复兴运动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在世界上落后。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标志着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奋起直追。1860年之后的九十年，教育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

4、和火车头，是现代化成绩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这一时期对教育内容、目标和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创新和改革。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中心的“西学”取代了“中学”在教育上的传统统治地位；军国民教育取代了“忠君报国”，培养目标确定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国民（新民）；大中小学堂取代了书院和私塾。随着新式学堂取代私塾和旧学校，现代知识在中国的传布跨越了“先知者”“口吐真言”的幼稚时代，我们对现代知识的习得成为系统的、持续的，不可逆的。清末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兴建了一大批法政学堂，为施行宪政培养议员、法官和行政官员。科举废除后，孙中山提出了“五权宪法”，由与立法院、行政院平行的考试院主持文官、法官、外交

5、官的资格考试。国立大学创立后，随即便开始了从大学校长、教授向部会首长级政务官的流动。从康梁倡办京师大学堂到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所关注的不仅在教育方面的功能，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更大的作用，是培育新思想、新政治的温床，是各式各样社会团体的策源地。学校具有监督和评议政府的特权，学校师生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集会游行结社等项自由得到社会各界的特别尊崇与呵护，以至于毛泽东曾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梁漱溟在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时，以乡学为政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枢纽。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后，明确规定乡镇中心学校具有特殊地位和功能，其校长和教师依法兼任乡镇政府中的职务。国民党虽

6、然想要党化教育，但遇到教育界和社会其他各界人士的顽强抵制，一直没有完全如愿。19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体制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重建，50年来中国教育界受到四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文革”浩劫、以及后来的清查清理运动。在“文革”高潮时，毛泽东经反复考虑后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也就是说，文科大学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还在未定之天。这些政治运动使最优秀的人才惨遭摧残或者从教育系统中流失，使知识者的尊严和知识的价值遭到极大的贬低，更为严重的是，使知识传承和文化交流重新陷入零散的、地下的前现代形态。使中国教育大伤元

7、气。一方面，教育领域从现代化的先行军变成了拖后腿的，不能够为各方面建设提供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当90年代前期中国各种市场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主题宣讲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90年代的思想论争，对中国当下问题的探讨，都远离了校园，零散地飘零在民间社会。另一方面，教育系统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性活动和功能几乎全面萎缩，沦落为听命于权力的一种简单工具，比如梁效，或者成为远离现实的“稻梁之谋”或者“纯学术”。改革开放以来，在采取了恢复高考等一些“复旧”措施后，教育界一直以十七年“红线”自居，不管其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