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金庸：从文本分析到文化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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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读金庸：从文本分析到文化批判　　本文从三个层次上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学与文化意义，并探讨建立武侠小说甚至通俗文学的理论与批评系统的可能性。首先，笔者通过对金庸武侠小说的文本阅读，发现其中一个普遍性的意义模式，即几乎所有故事的动机都是主人公的“身世之谜”。这个身世之谜由混乱或邪恶的血缘关系造成，注定人物出入江湖的命运。叙事深层如此关心血缘注定的身世问题，只有在20世纪华人文化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本文第二个论述层次从具体作品分析进入到作品与文化语境的相互诠释，发现金庸武侠小说的意义模式与现代华人文化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侠客的身世是民族文化命运的隐喻。金庸武侠小说与文化

2、精神在深层意义上的契合，提供了理解武侠小说结构与功能的基点：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胜于文学意义，它是华人世界中最普遍的文化仪式。于是进入第三个论述层次：既然武侠小说是一种文化仪式，批评就不能套用纯文学的理论范畴与系统；就必须承认幻想的合理性与意义深度，叙述模式的因袭与规范化重复等纯文学否定的东西。武侠小说的创作与阅读使华人——不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在幻想中完成了文化认同的仪式，而这种仪式对于文化传统维持自身的延续性与个体获得社会归属感都是至关重要的，武侠小说的真正意义在于华人文化对它的利用。一　　武侠小说是中华文化传统中关于英雄的幻想形式。武之精、侠之大，旧新武侠，至尊

3、者当推金庸与他那15部小说。因此，从金庸的作品说起，具有典范意义。　　在金庸的许多小说里，我们都注意到所谓“身世不明”的英雄。《天龙八部》开篇，这类英雄就又出现了。首先是段誉，其后是乔峰，最后是虚竹。段誉的江湖之行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乱伦恐惧之中。母亲刀白凤临终时揭出他的身世之谜：他的父亲并不是段正淳，而是时下“四恶之首”段延庆。随之乱伦的恐怖消失了，但邪恶身世的负罪感，却使他更加痛苦不堪。他社会关系上的父亲（养父）段正淳与生母双双死去，生父段延庆竟是“恶贯满盈”的江湖歹徒。他的生命来源是罪恶的，生父邪恶，生母与生父之间的复仇关系产生了他，也是邪恶的。缘起业报，一切尽

4、由身世中来。身世就是命运，身世之谜又造成英雄们的悲剧命运。《天龙八部》中，段誉还不能算是最有英雄气质的人。他真诚、勇敢，但缺乏对命运的自觉。真大英雄者当推乔峰。而乔峰命运中的一切，也是由身世之谜造成的，只是他在个人的努力中，表现出更多的主体自觉性来。在这一点上，他很像俄狄甫斯类的英雄，对真实的追求把自己逼到毁灭的边缘。他无法相信，但种种事实都证明他是与大宋汉人有世仇的异族后代——契丹人。于是灾难降临，恩转化为仇，爱转化为恨，他自愿放弃了丐帮帮主的地位，无尽的误会与冤枉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无所归依的流浪英雄头上。身世之谜揭开，血缘“罪恶”再次成为英雄命运的注定性因素。

5、　　《天龙八部》中社会因素与血亲的自然因素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英雄们的养父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健康的存在秩序中，生父与养父应该是同一的，否则，不仅生命的本质有问题，存在的状况亦是令人痛苦的。小说中的情节一再暗示这一点。段誉的生父与养父不仅不是同一人，而且互为仇人。段正淳后来与他众多的情人同归于尽，了却了他的孽缘，段誉就只有一个时刻迫害他的邪恶生父了。乔峰的养父母乔三槐夫妇被谋杀，而他误以为坠崖而死的生父萧远山却侥幸生还，藏身少林寺中，这个谜直到最后才揭开。　　至于那位从小即在少林寺出家的痴僧虚竹，一直以为自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而他父亲就在他身边，竟是那位德高望

6、重、宝相庄严的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他的母亲则是号称“无恶不作”的第二恶人叶二娘。高僧大德身犯淫戒，为恶不赦；叶二娘日杀一婴，更是天理难容。虚竹，又是一个生于邪恶的孽子。玄慈引咎自杀，叶二娘随去，虚竹的身世之谜一旦解开，他又成了真正的孤儿。总也摆脱不掉身世之谜，不是罪恶，就是倒错。　　武侠小说是幻想衍生的。从创作与作品角度看，人物无端而出，事件随意而生，情节经常显得散漫，英雄志，儿女情，奇缘异遇，随心任意，有庞大规模，也会杂乱。从读者阅读角度看，通常的情况是，你从故事的任何一段读起，意义都是明确的，相对独立完整的，然而通篇读完，又有不知所云的感觉。幻想的非逻辑性掩盖了

7、意义的整体与系统化结构。“纯文学”传统培养出来的阅读视野重视的往往是有机性、整体性、简洁性等审美素质，武侠小说恰好相反，表现为浪漫式的幻想无端漫衍，为所欲为。这样就给主题的深刻化与概括化造成很大的麻烦。除非满足于一般的消费式阅读，随看随消遣随忘记。然而批评不能这样，它不仅要对叙述的表层结构做局部的思想与审美特征上的理解，而且还要去发现一个“有机的意义整体”：一个完整的隐喻主题能把散漫复杂的，经常是不一致、不协调的各个叙述序列贯串起来，在混乱中找到深刻。　　从混乱中找到深刻的途径在于符码化。符码是解读潜在于作品叙事中的“有机意义整体”的规则。它以叙事母题的形式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