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与社会运动中的《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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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史与社会运动中的《水浒传》【关键词】水浒传游民文学近几十年来，人们在撰写文学史时都很关注思想家对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文学史中都有思想史的影子；至于文学在思想史上有什么地位却很少有人谈及。研究者在谈到古代社会运动时也多就经济政治上找原因，很少关注意识形态，虽然，不能说这些分析错误，但我总觉得有些偏颇。本文想就《水浒传》在思想史和社会运动的地位做些考察。1,思想上的突破如果我们承认通俗文学作品中也可能是思想者的载体的话，其影响表现在，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在总体倾向上是与主流社会相对抗的，虽然，作者时

2、时用符合主流社会规范的思想淡化它，但这个总的倾向是掩盖不住的。这种对抗是建立在维护《水浒传》中主人公利益的基础上的，因此，作者在其描写中只支持梁山好汉的对抗，而不是一切的武装团体的对抗。当然通俗小说所提供的“思想”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系统的思想认识体系，只是一种由作者情感所负载的一种思想倾向。前者（指系统的思想）只在文人士大夫中有影响，而后者却能在一般民众中流行。由于其受众面广，后者对社会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作者在《水浒传》中提出一些过去人们很少使用或根本不使用（起码不见记载）的概念和话语建立了

3、一个与主流社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话语体系，底层社会的人们对此耳熟能详，并成为了他们常常使用语言。一个思想家借以影响社会的思想是靠自己独特的话语和概念及其论证过程。例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天、人”，佛家的“四大皆空”等等。《水浒传》是通俗文学作品是靠形象影响读者的，书中的人物和描写中经常使用一些话语以其生动性、形象性和趣味性悄悄地渗入读者的血液，并进一步活跃在民众口头。例如“忠义”“替天行道”“义气”“聚义”“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好汉的勾当”“逼上梁山”等等，这些通过《水浒传》以及与《

4、水浒传》有关的各种文艺作品深入广大民众，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甚至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使得接受这些观念的人们，在行为上也会相应地突破主流社会为人们设立的种种规范，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来。这些是评论家关注不够的。本节也要从这些概念和语汇开掘下去，分析这些话语内涵，从而考察《水浒传》对传统的突破。说到在思想史上的“思想的突破”，读者也许感到不解，认为小说不足以言“思想”，因为它不是思想家们的著作。实际上，历代思想意识是通过多种著作形式流传下来的，谁能说，先秦的文学作品《诗经》“楚辞”不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思想史

5、的材料呢？另外，人们谈到思想往往忽略下层社会人们的思想意识，把思想看作知识分子的专有品。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社会，“国”与“家”是同构的，“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因此，民间（主要是宗法制度下的农民）思想与统治阶级思想很接近，看不出有太大的差别。人们忽略了还有一批从宗法制度下被抛离出来人们，他们的思想状况如何呢？很少有研究者考虑到。这些被抛离这就是游民，记录和反映他们思想意识的就是与他们处境、经历类似的江湖艺人的作品。《水浒传》即其一。游民当然也属于民间，但他们是脱离了宗法制度的

6、网络的，其阅历不知比宗法农民丰富多少倍，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知识阅历的丰富必然使他们对传统的思想有所突破。因此，《水浒传》中所反映思想意识突破了许多传统意识是毫不奇怪的。2，游民的“造反有理”如果不把“造反”这个词现代化、意识形态化，其意思就是对当时政权的暴力反叛。用儒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犯上作乱”。“犯上作乱”，它指一切可以动摇现存统治的言论与活动。“造反”是极端的“犯上作乱”则更为统治者所恐惧、所反对。在统治者看来，“造反”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老百姓不用去干，就是想一想、说一说也

7、是罪不容诛的。《水浒传》所描写的“造反”还主要是游民的暴力反叛，也就是乱世中大大小小山头，以及各类杆子的打家劫舍的活动。作者心中也很明确地知道，一上了山，加入了杆子，参与造反活动，就是与主流社会决裂了，就是陷入“十恶不赦”大罪了，这对当时的良民来说是极敏感问题。可是从游民的眼光来看，在走投无路时，这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从《水浒传》总的倾向来看，它并没有否定“上山”下海，并把它看作是好汉们被迫不得已时的一个明智的选择（当然只局限于上梁山和与梁山有关的“山”）。游民、特别是受到官府逼迫而成为游民的人们

8、，他们要想生存，最后只有聚为团伙、拿起武器，以暴力反抗官府、保卫自己这一条路好走。从《水浒传》一书中形象描写和作者的议论中都可以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读《水浒传》，只有读到林冲在一片风雪交加中上了梁山，读者为他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为他终于获得安全而庆幸；“智取生辰纲”的七雄战败何涛之后上了梁山，读者才会觉得这些好汉终于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这是用形象的塑造告诉读者这些英雄好汉上梁山是对的。《水浒传》还把五湖四海的人们上上梁山与“朝廷做个对头”称作“聚义”，把他们冲破重重险阻，终于实现了“聚义”比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