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启蒙下的诗体演进：重审“诗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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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启蒙下的诗体演进：重审“诗界革命”[摘要]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背景下由维新派领导发起的“诗界革命”，义无反顾的承担起“思想启蒙”与“诗体革新”的双重任务。诗体建设一方面要承载文化政治精英的维新思想，另一方面又要迎合下层民众的文学审美传统。然则语言革命的滞后最后阻碍了诗体重建与启蒙的深入。思想启蒙、语言革命、诗体革新这一本属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化运动必须整体推进，缺一不可。【关键词】诗界革命;思想启蒙;诗体演进一、“诗界革命”的两大使命启蒙乃开启民智民德，主要着力于思想层面的改革，多为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是精英知识分子对民众阶层普遍存在的蒙昧思想的驱逐。启蒙思

2、想的非暴力性质促使它往往游离于武力斗争，而趋于与文学紧密结合，以和平的方式深入教化引导民众。而文学在审美之外所具有的思想传播的社会功效也在社会转折时期得以充分彰显，往往与启蒙运动一拍即合，共同引领时代风气之先。中国作为具有两千多年诗歌传统的古老“诗国”，兼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在二十世纪末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之际，诗歌再次首当其冲，成为思想启蒙首先革新的对象，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诗界革命”。“近代中国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该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1]（

3、P288）“诗界革命”领袖黄遵宪、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皆是一身二任，既领导参与了近代启蒙维新的政治运动，又致力于诗歌的诗体革新运动。思想启蒙与诗体革新同是“诗界革命”的两大使命。然而两大使命在具体操作中并非并行不悖：首先，诗体革新是在启蒙任务之下进行的，诗体革新缺乏独立性，始终从属于启蒙运动的政治要求；其次，思想启蒙与诗体演进二者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促进，却又存在着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关系。“诗界革命”正是在思想启蒙与诗体革新之间不断寻求二者的平衡点，不断重新调整、确立变革的途径与手段，试图将社会变革与文学变革协同一致，共同开创改良派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二、思想启蒙与诗体演进（一）以“

4、新词语”为核心的“新学诗”“新学诗”，是“新学之诗”的意思，原称“新诗”，主要是为了与“五四”之后“新诗”区别。后世多有贬词，认为“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2]（P4）甚至“诗界革命”主将，“新学诗”派的重要成员梁启超也在《饮冰室诗话》中也承认：“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3]（P49）“新学诗”派代表人物夏遵佑、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身处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以知识分子特有的警觉与危机感，以诗歌为工具，试图以新名词来负载新观念、传播新思想，革新陈旧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然而，“新学诗”急功近利，将思想启蒙的重任寄托

5、在那些“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的新语词上，结果求得新学之词语，却失却了诗歌本身。梁启超曾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坦言其所标榜的“新学”，不过是“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几本教会的译书”、“主观的理想”三种元素的混合构成。然而这种“注至二百余字且能解”的“新学诗”，也只能限于“二三子”了。“新学诗”派的上层知识分子在表明其厌恶旧学、崇尚新学的态度的同时，却遗弃了诗体本身的建设。艰涩聱屈“佛、孔、耶三教之经”的经典语阻断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语言沟通的渠道，以诗歌为启蒙工具的启蒙者失去了他们的启蒙对象，严重阻碍了思想启蒙这一根本任务的顺利推进。“诗界革命”的两大使命在“新派诗”中相互掣肘，

6、又在“新语词”的壁垒之下中双双陷落。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这一现象归根于尝试阶段所具有的“学问饥饿”,是不无道理的。正是早期的“学问饥饿”，导致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对“西语”的使用“饥不择食”，没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去耐心咀嚼，最终导致“消化不良”。这是闭关锁国数百年后初开国门所难以避免的文学现象，也是“诗界革命”所必经的曲折，不必求全责备。（二）开创“新意境”的“新派诗”19世纪末，西方文明“已不再是与中国渺不相涉的遥远的存在，而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令人相形见拙的他者。”[4]（P194）黄遵宪游历欧美日多年，对西方文明及日本文化有了比较深切的生存实感。其诗作的创新没有停留在语词上

7、对“西语”的借鉴，而是扩展为对异域风情的书写、环览全球的博大情怀和世界性的眼光。“凡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新者,皆好公度”，[5]（P24）在梁启超、夏遵佑等人埋头堆砌“新语词”之时，黄遵宪的诗集《人境庐诗草》已广为流传称颂：“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雄襟伟抱，横绝五洲”、“子美集开诗世界，为古今诗学所未有也”。[6]（P1083-1090）黄遵宪的诗并不擅以思想的冲击力来感染读者，而是在诗作中以古典的格调容纳新事物、描绘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