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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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反思[摘要]本文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变革不同步造成的结构偏差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差别、农业人口过多、城乡居民收入重新拉大、贫富分化趋势加剧。分析了历史背景、人地比例关系和农民的局限性对“三农”问题的影响，认为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政策是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成因，揭示了城市偏向政策的种种表现和后果。作者指出，“三农”问题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也有质的区别，在一定条件还有矛盾。从根本上说，农民问题居于其间的中心。现阶段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低、就业难、增收难。解决“三农”问题要以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战略目标，必须突破

2、老的思维定式，突破制度“瓶颈”的制约，按照城乡一体化改革发展思路，设计路径方案，把工作重心放在恰当的制度供给上，方能奏效。文章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十大建议。[关键词]农业，农村，农民；城乡一体化。引言所谓“三农”系指农业、农村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总称，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也有质的区别，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矛盾。中国的“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变革不同步造成的结构偏差问题，现已构成当今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最大难题。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化解的艰巨性，堪称世界之最。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积累，总的来看，“三农”问题集

3、中表现为农业、农村、农民欠发达，现代化程度低，发展比城市严重滞后，广大农村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农民收入低，增收难，是当前国人关注的焦点。中国的“三农”问题，在不同时期，主要矛盾方面和主要对策不同，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有着很深的社会、历史和体制根源。因此，必须以多视角、从多方面深入剖析，才能很好地破解“三农”问题的成因和对策。作为一个直率的研究者，我愿意声明，在“三农”问题成因上我是“二元结构政策”导致论者，在解决“三农”问题对策上我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论者，我的全篇议论不外乎要说明这两点。一、“三农”问题的内容表现中国的“三农”问题由一系列结

4、构偏差所构成，其内容具有多重表现，即表现为多重问题。（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拉大总的来看，农民收入一直偏低。据统计，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前者为后者的32.1％，名义差距超过3∶1。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31个省份所属32个县市的2万多个农村家庭调查，低收入（年均纯收入1千元以下）和中收入（年均纯收入1000－1999元）组占到54.2％，这部分人是21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按世界银行的测定标准，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是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差距经历了逐步缩小又重新拉大的过程：以农民收入为1，1978年

5、城乡居民收名义比率为2.56，以后连续6年下降，1984年降到最低点为1.7，然后重新上升，1994年出现又一新高为2.86，经过数年下降又重新上升，2001年为3∶1，超过改革初年的水平。如果考虑到农民纯收入中约有30％－40％需用于生产性投入和城市居民享有的多种福利因素，则目前城乡居民可比收的真实比率应当是4.5－5∶1。世界银行（1998年）一个报告称：“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农民收入低，消费不足，对内需市场缺乏拉动力。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值由1985

6、年的2.12∶1上升为2000年的3∶1。总的来看，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比城市居民落后0.5到1个等级，大约落后10年（潘盛洲、朱泽）。占全国人口近70％的乡村仅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6％，而仅占全国人口30％的城市却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64％。农民消费水平低与乡村部门对GDP的贡献极不相称。90年代以来，农村部门（一、二、三产业）对全国GDP（为100％）的贡献率保持在48.5％－52.2％，即占半壁江山。但农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却由1990年的28％下降为1999年的23％。这与农村人口所占比例更是极不相称。（二）农业人口过多，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目前，中国农

7、业人口仍然过多。据统计，2000年我国农业产值占GDP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6％，但农业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仍占62.34％，农业就业比重仍高达50％，这种比例明显偏高；在农村，70％以上的劳动力拥挤在农业领域，农民收入的60％左右来自农业产业，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如果按每个农业劳动力耕种1公顷计算，全国耕地只需1.28亿劳动力，加上从事林渔业的劳动力，共计需要劳动力1.8亿左右。2000年，全国农业（含国有农场）多达3.575亿，其中剩余劳动力超过1.7亿。如果考虑到90年代以来因农业物耗率的提高而减少的劳动力使用量，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