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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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一、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与回鹘语文的关系提起契丹小字的创制及其与回鹘语文的关系，我们首先都会想到《辽史》卷64《皇子表》的有关记载：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从该记载知，辽太祖时，有回鹘使者从西域来，但无人通其语言。萧太后建议遣太祖弟迭剌随回鹘使者学习其言语与文字。为了加强与回鹘的交流，太祖准奏。迭剌博闻强记，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便学会（若解释为“理解”当更合适，详后）了回鹘的语言与文字，并据以创制出自己的文字—

2、—契丹小字，其时史书无明确记载，据考应在天赞四年（925）。这条记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早期学者（如王静如、陈述、李符桐等）多以这一记载为依据来阐述契丹小字的形成，认为契丹小字是根据回鹘文创制的。后来，随着用契丹小字书写的相关文献的不断发现（尤其是1950年锦西西孤山出土《萧效忠墓志》的发现与研究）与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种说法开始受到挑战并最终被否认。吾人固知，回鹘文形成于8世纪左右，是一种音素文字，其字母先为18个符号，后发展成23个。在23个字母中，5个用来表示8个元音，18个用来表示21个辅音。字母

3、的写法有字头、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写法最初由右向左横书，后可能受汉文的影响而改为自上而下直行竖写。这种文字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宋元时代一度是通行于河西走廊、西域、中亚诸地的文字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书写诏诰敕令、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契约文牍和历法医籍等，并被蒙古人采用以创制自己的文字——回鹘式蒙古文，通行至今，而且，这种文字又间接影响到满文与锡伯文的创制。契丹本无文字，在辽朝建立后，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加上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耶律阿保机才于920年命突吕不和鲁不古创制契丹文字。《新五代史·契丹传》记载说：“至阿保机…

4、…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五代会要》卷29也记载道：“契丹本无文纪，唯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无疑，这里所说“文字”指的应为契丹大字。从今天所知的文献看，这种文字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是增减汉字笔画而成的，如“天”下加土或“大”上加“八”表示天；“大”上加ワ表示大；有时甚至直接借用汉字，如日、月、太王、皇帝、太后等。与回鹘文字母全无干系。这种大字笔画复杂，书写不便，尤其是汉字所表达的汉语与契丹语之间差别较大，除了汉语“词序”与契丹语迥异外，契丹语词汇

5、大多是多音节的，其语法关系一般用粘着和变化附加成分来表示，这些都使契丹大字的应用会遇到重重障碍。[2]这些因素的交合作用又引致了随后“数少而该贯”的小字的问世。那么，契丹小字与回鹘文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是多年来一直困扰学界的问题。在排除契丹小字系因袭回鹘文字母而来这一说法的基础上，契丹文研究专家厉鼎煃先生根据契丹字哀册所用的纪年方法同回鹘历法的一致性，以及回鹘语与契丹语语法特征的相似性，认为契丹小字“是和古回鹘文息息相通的”。[3]尽管采用了比较折中的说法，不言“息息相通”的程度，但仍然受到学界的批评。原因很简单

6、，契丹文小原字（契丹小字之最小读写单位）之字型与“如惊蛇屈蚓，如天书符箓，如曲谱五”[4]的回鹘文字母迥然有别，根本看不出他们在笔法上的内在联系，却明显与汉文字型非常接近。故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这么一种观点：契丹小字是在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字型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回鹘语拼音法，两相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新文字。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当更为切合实际，否则，迭剌即使再聪明，仅仅跟随回鹘使者学习二旬，就想学会一种新的语言与文字，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进一步以之为据来创制新文字了。所以，我认为，迭剌学而用之的应是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

7、而非回鹘文字母本身。契丹语与回鹘语同属阿尔泰语系，回鹘语属于典型的粘着语，契丹语中也普遍存在着用多音节词和粘着词尾表示语法的现象，而且与回鹘语一样，契丹语也有元音和谐的特点。故而，用回鹘文的拼音法规则，更易于表达契丹语的语法现象。受此启示，迭剌通过对大字的改进与利用，从而研制出书写更为方便，使用更加广泛的契丹小字。后来，蒙古人、满人之所以先后采用回鹘文字母以拼写自己的语言，亦与蒙古语、满语与回鹘语一样同属粘着语这一因素息息相关。从记载看，迭剌所创小字的特点是“数少而该贯”。“数少”，既可解释为原字数量较少，也可解释为笔

8、画较为简单；“该”，即“赅”之通假，意为完备，“贯”，“贯通”意。质言之，这种文字是比较简便的，由于是拼音文字，可以用350多个原字拼出无数的单词，却能做到包容一切，把契丹语完全贯通。大概正是由于小字之简约，在辽宁建平县出土的大安六年（1090）李谦贞撰《郑恪墓志铭》中又被称为“小简字”。920年制定的契丹大字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