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台湾货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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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时期台湾货币概述福建与台湾—衣带水，历史上因地缘相近、血缘相通而建立了密切的文化联系与经济往来。宋元时期开始，两地就有行政上的从属关系。宋人赵汝适的《诸番志》即写道：“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大约在元朝至元至元贞年间（1291-1297），为了积极经营台湾，元政府在澎湖建立了巡检司，并兼办盐课。明代中叶，福建巡抚黄承玄奏请加强澎湖防务，并随时视察台湾，以防日本侵袭。嘉靖前后，大量福建渔民和海商入台湾岛及其水域捕鱼和经商。天启元年(1621)，郑芝龙到台湾追随颜思齐海上武装集团。郑芝龙被推为首领，以台湾为根据地，设立佐谋、督造、主饷、监守、先锋等官职，对当地军民实行管理。崇祯年

2、间，福建旱灾严重，社会动荡，郑芝龙经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批准，招募饥民前往台湾，“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1]。这是由福建地方政府批准并组织的移民活动，入台闽人多达数万。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从厦门进军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全台，对台湾及澎湖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率水师攻占澎湖，台湾郑氏集团向清军投降。根据施琅的建议，清朝廷在台湾设府、县、台湾镇总兵等官，台湾在行政上成为福建的一个府，归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管辖。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下诏台湾建省，光绪十四年（1888）台湾正式建省，与福建省分治，台湾在行政

3、上归属福建管辖至少有500-600年之久。台湾正式成为福建所辖府治也有200多年。无论是台湾建省以前还是以后，当地的货币铸造、印制、发行、流通与管理，均与福建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明代（包括南明政权）台湾货币（一）崇祯之前台湾岛内沿用唐、宋、元、明制钱据武陵朱景英著《海东札记》，谈到他初上台湾岛时，发现岛上主要行用宋代历朝制钱，然而“钱质小薄，千文贯之，长不盈尺”。可见当时在台湾流通的制钱，主要是劣质小平钱。宋代严禁铜钱外流，但屡屡禁而不止，如文献所记：“绍兴十三年十二月，初申严淮海铜钱出界之禁，而闽广诸郡多不举行。于是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舟重风急，遂沉于海，官司知而不

4、问。”[2]可见有大量铜钱自闽入台，适应了当地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加强了闽台两地的经济交流。连横在台湾就曾发现古钱甚多，如《台湾通史》卷9“度支志”说：“相传初辟时，土中掘出古钱千百瓮，或云来自粤东海舶。余往北路，家僮于笨港海泥中，得古钱数百，肉好深翠，古色奇玩。仍知从前互市，未必不取道此间，毕竟邈与世绝矣。按笨港古名北港，为宋时海舶通商之口”。连横在北港淤泥中所发现的古钱“不载年号”，因而究竟是汉唐、还是元明制钱“其详不可知也”。根据书中记述，推论当为唐朝制钱。因为至唐宪宗元和年间，已有相当多的大陆人士取道福建抵达澎湖，并进入台湾。如元和十五年(881)，浙江进士施肩吾，曾亲临台

5、湾，回闽后作多首诗文以记载此行，其中之一为《岛夷行》，收入《全唐诗》。乾隆《台湾府志》、光绪《澎湖厅志》均载“施肩吾始牵其族，迁居澎湖”。唐宣宗大中年间任陵州刺史的福建籍士人周遇，曾亲临时称“流虬”即“流求”的台湾岛巡视。唐朝大陆人士赴台数量可观，以至台湾先住民称内地为“唐山”、内地人为“唐人”[3]。由于此时当地尚不知冶炼铜铁，所以台湾先住民“竞将食物求易钉铁”，相形之下，制作精美的唐代铜钱更为当地人所喜爱。从上述可知，直至崇祯之前，台湾主要沿用大陆唐、宋、元、明制钱，当地未铸造货币。（二）顺治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之前使用“永历通宝”钱崇祯十七年（1644）清军入关，明朝灭亡

6、。同年五月，史可法、马士英拥立福王朱由崧称帝。顺治二年，南明福王弘光元年，唐王隆武元年（1645）闰六月，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福州即帝位，改元隆武。次年六月，明鲁王逃亡人海；八月明唐王在汀州被俘遇害。九月，明将郑芝龙降清，其子郑成功不从，入海与清军对峙。当年十二月正式在福建沿海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顺治四年（1647）南明桂王流徙于梧州、桂林、武冈等地，后驻桂林，改年号“永历”，后称“永历帝”，郑成功归其制约。永历年间，以浙江、福建、台湾、广东为主要活动范围的郑成功、郑经军事集团，经日本人协助，在闽、台铸造“永历通宝”，品种以小平背星和折五、折十钱为主，还有数种光背折二钱。分篆书、草

7、书和行书三类，其中篆书版别较多，以“历”、“宝”二字笔划略有区别。该钱直径2.8厘米，重量在5.8-8.l克之间。据江日昇《台湾外记》卷3、卷5、卷6所述，郑氏军事集团铸造“永历通宝”共有3次，第一次为南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郑成功驻军厦门，“令兄泰造大舰，洪旭佐之，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国王果大悦，相助铅铜，令官协理，铸铜熕、永历钱、盔甲、器械等物”。第二次为永历二十年（清康熙五年，1666）七月，此时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后已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