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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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宋代的“江湖社会”传统的“五伦”中，唯有“义”是社会交往的准则。故此处所述“江湖空间”特指社会空间，尤其是由于宋代都市制度变迁形成的公共空间。“江湖”一语自武侠小说标立“现代”以来，已滥用斯极。偶然在google中文版上查阅竟有80万5千条之多，但90%以上都是武侠小说及其电子衍生物的内容。目前论及“江湖”社会的专著论文虽然很多，但大都带有感情色彩，不是推崇快意恩仇，就是贬斥诡异莫测。所据也大都是清末民初的说法。我以为必须为“江湖社会”寻找一个原点，一个价值中立的定义。还原到宋代，“江湖”一语至少也有三种主要用法。必也正

2、名，故须对“江湖”一语略为辨析，才能设论于後。宋人虽然重视回归家族，敦亲睦邻，但是社会演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势必带来社会空间之扩大，也造成个人出入家族内外的灵活余地。人流物转既然自中唐已经大兴，宋代更是势如离弦之箭，欲罢不能，而且有若干新的措施在制度上助长了流动趋势。“江湖”社会的空间，亦应运而生。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宗族”社会和公共空间呈现出双向信道的形式，就正反映着这样的社会现实，至今亦然。只有在“平民宗法”和“结拜兄弟”之间出现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公共空间，这样的互相补充，交互依托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3、邓子琴言：“尝考宗法时代与门阀时代皆为有形之社会组织，盖此两时代均有血族及经济关系，以为联系之资。至于士气时代，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在血族为人尽其道，不相限制。朝廷全以科举取士，苟士之有聪明才能者，咸能自奋一有所表焉。故此时代欲研社会风俗之中心，惟以士人之气节风格为重。”[1]“在经济为各个独立，互相等夷”的现象，即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平等关系结合体，尤其表现在宋代的城市形态上。盖缘城市作为信息、商品、文化的集散地，是社会发展的天然指标，既集聚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之大成，又对周边乃至全国起着示范功能和反馈作用

4、，在以农耕文化和宗法氏族为主的中国，这种作用尤为突出。试略述之。首先使用“江湖”一语的是庄子，他的著名比喻是：“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咰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2]即用本义，但又把当时江河湖海辽阔的自然地貌赋予广阔、流动的内涵。在《外篇》的《天运》、《至乐》、《山木》等文中也有类似表述。尤其是当时的江南的河湖纵横，汪洋恣肆，尤成专语，如《淮南子·主术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干舟而浮于江湖”，《史记·三王世家》述汉武帝封广陵王刘胥的策文中说的“古人有言曰：‘在江之南

5、，五湖之间，其人轻心’”之类。由此引申的意义，则是与“魏阙”、“庙堂”对举，含有“隐居”、“退处”的意思，这也首见于《庄子》。《外篇·让王》中说：“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魏牟，万乘之公子也，其隐岩穴也，难为于布衣之士，虽未至乎道，可谓有其意矣！”可知“隐岩穴”即是“身在江海之上，为于布衣之士”。後人反复吟咏这个对举，或者两者对立，如《

6、旧唐书》本传述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白居易“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崔玄亮“性雅淡，好道术，不乐趋竞，久游江湖。”《新唐书·文学传》“天宝後，诗人多为忧苦流寓之思，及寄兴于江湖僧寺，而乐曲亦多以边地为名。”以至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之类；或者两者兼容，最为人传诵的即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江湖”之第三义则出于《史记·货殖列传》叙范蠡事：“范蠡

7、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而《史记·三王世家》传汉武帝封齐王刘闳、广陵王刘胥的策文，曾言“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葆疆，

8、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